《乡土中国》的作者是先生｡书中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探讨对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仍有帮助｡比如，在乡村的“熟人”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不需要，但这绝不能说是乡下人“愚”的表现；作者十分形象地用“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来作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格局：格局；而乡村的治理，一般情况下不靠法治，而是靠来源于传统的等等｡这些发生在乡村社会的现象仍然会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当今的城市生活中｡所以，作者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性的｡

材料一：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这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第二是新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让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有删改）

材料三：

礼治社会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法治则适合于变迁很快的社会和时代。社会情态改变了，秩序类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

在“礼治秩序”这一面，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维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和克己，依靠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与这种秩序相配合的是一个缺少变化的社会，或者，用更加确定的说法，一个前现代的社会或传统社会。而在“法治”这一面，基本的规范是法律；法律靠了国家力量来实施，从外部对人加以约束；法律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鼓励人们主张各自的权利，亦不以涉讼为耻，相反，专门的法律家，如律师，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自然，与法治相配合的社会是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即我们所谓现代社会。

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引进并且推行下乡，乡土社会中人的组织、行为和观念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把现代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一番改革。因为，归根到底，只有破坏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才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节选自梁治平著《法律史的视界。从“礼治”到“法治”？》，有删减）

    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收获最丰的领城。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到40年代的赵树理、孙犁，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柳青，以至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莫言....众多乡土小说家为文学史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城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流派。

    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数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地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土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新宠和不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要通过自身的不断调整来适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必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摘编自史建国《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

    有人用“土”来形容不合潮流的事物，但当某些“土”的东西渐渐消失时，人们又怅然若失。《乡土中国》说，土里生长的不只是庄稼，还有习俗、文化……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

    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描述中国整体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在费先生这里，与“乡土社会”对应的不是空间形态意义上的城市社会，而是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费先生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乡土型文明形态。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这种独具中国点的传统“乡土文明”形态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乡村，而是笼罩于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无论你是主动告别还是恋恋不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已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或正在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我们已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 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带来产业的集中，而产业的集中，结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必然带动人口向产业集中地大规模集聚，进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这一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进程。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方面城乡联系本身并不紧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村是本位，而且相对独立，不依赖于城市,而并非生产基地的城市则反过来完全依赖于农村。但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则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以及更为直观可感的交通、通讯技术的纽带作用，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另一方面，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城市在城乡关系中便取得了几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必然地发挥出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认经济运行的形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那么，城市的这种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也必将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方式必然是围绕着城市而组建起来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能顺应而不可逆这个基本历史趋势而展开。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乡村融入城市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

《摘编自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奠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如“沦”指水的纹理）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这个学术圈的学者来往密切，其中不但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袁方等老中青社会学人，还有闻一多、吴晗等文史专家。

    “差序格局”是聚集中西方相关学术智慧产生的。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格外耀眼，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摘编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①土，地之吐生物者也。（《说文解字》）

②土里生长的不只是庄稼，还有习俗、文化……（《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