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冯骥才

从家族史的意义上说，抽烟没有遗传。虽然我父亲抽烟，我也抽过烟，但在烟上我们没有基因关系。我曾经大抽其烟，我儿子却绝不沾烟，儿子坚定地认为不抽烟是一种文明。看来个人的烟史是一段绝对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

记得上小学时，我做肺部的Ｘ光透视检查。医生一看我肺部的影像，竟然朝我瞪大双眼，那神气好像发现了奇迹。他对我说：“你的肺简直跟玻璃的一样，太干净太透亮了。记住，孩子，长大可绝对不要吸烟！”

可是，后来步入艰难的社会。我从事仿制古画的单位被“文革”的大锤击碎。我必须为一家塑料印刷的小作坊跑业务，天天像沿街乞讨一样，钻进一家家工厂去寻找活计。而接洽业务，打开局面，与对方沟通，先要敬上一支烟。烟是市井中一把打开对方大门的钥匙。可最初我敬上烟时，却只是看着对方抽，自己不抽。这样反而倒有些尴尬。敬烟成了生硬的“送礼”。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开始了抽烟的生涯。为了敬烟而吸烟。应该说，我抽烟完全是被迫的。

儿时，那位医生叮嘱我的话，那句金玉良言，我至今未忘。但生活的警句常常被生活本身击碎。因为现实总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会叫真理甘拜下风。当然，如果说起我对生活严酷性的体验，这还只是九牛一毛呢！

古人以为诗人离不开酒，酒后的放纵会给诗人招来意外的灵感；今人以为作家的写作离不开烟，看看他们写作时脑袋顶上那纷纭缭绕的烟缕，多么像他们头脑中翻滚的思绪啊。但这全是误解！好的诗句都是在清明的头脑中跳跃出来的；而“无烟作家”也一样写出大作品。

真正的烟民全都是无时不抽的。

他们闲时抽，忙时抽；舒服时抽，疲乏时抽……我们误以为烟有消闲、解闷、镇定、提神和助兴的功能，其实不然。对于烟民来说，不过是这无时不伴随着他们的小小的烟卷，参与了他们大大小小一切的人生苦乐罢了。

我至今记得父亲挨整时，总躲在屋角不停地抽烟。那个浓烟包裹着的一动不动的蜷曲的身影，是我见到过的世间最愁苦的形象。烟，到底是消解了还是加重他的忧愁和抑郁？

父亲抽了一辈子烟。抽得够凶。他年轻时最爱抽英国老牌的“红光”，后来专抽“恒大”。“文革”时发给他的生活费只够吃饭，但他还是要挤出钱来，抽一种军绿色封皮的最廉价的“战斗牌”纸烟。如果偶尔得到一支“墨菊” “牡丹”，便像中了彩那样，立刻眉开眼笑。这烟一直抽得他晚年患“肺气肿”，肺叶成了筒形，呼吸很费力，才把烟扔掉。

十多年前，我抽得也凶，尤其是写作中。我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时，四五个作家挤在一间屋里，连写作带睡觉。我们全抽烟。天天把小屋抽成一片云海。灰白色厚厚的云层静静地浮在屋子中间。烟民之间全是有福同享。一人有烟大家抽，抽完这人抽那人。全抽完了，就趴在地上找烟头。凑几个烟头，剥出烟丝，撕一条稿纸卷上，又是一支烟。

如今我已经戒烟十年有余。屋内烟消云散，一片清明，空气里只有观音竹细密的小叶散出的优雅而高逸的气息。至于架上的书，历史的界线更显分明；凡是发黄的书脊，全是我吸烟时代就立在书架上的；此后来者，则一律鲜明夺目，毫无污染。今天，写作时不再吸烟，思维一样灵动如水，活泼而光亮。往往看到电视片中出现一位奋笔写作的作家，一边皱眉深思，一边喷云吐雾，我会哑然失笑。并庆幸自己已然和这种糟糕的样子永久地告别了。

一个边儿磨毛的皮烟盒，一个老式的有机玻璃烟嘴，陈放在我的玻璃柜里，这是我生命的文物。但在它们成为文物之后，所证实的不仅仅是我做过烟民的履历，它还会忽然鲜活地把昨天生活的某一个画面唤醒，就像我上边描述的那种种的细节和种种的滋味。

去年我去北欧，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小烟摊前，忽然一个圆形红色的形象跳到眼中，我马上认出这是父亲半个世纪前常抽的那种英国名牌烟“红光”。一种十分特别和久违的亲切感拥到我的身上，我马上买了一盒。回津后，在父亲祭日那天，用一束淡雅的花衬托着，将它放在父亲的墓前。这一瞬竟叫我感到了父亲在世一般的音容，很生动，很贴近。这真是奇妙的事！虽然我明明知道这烟曾经有害于父亲的身体，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希望彻底撇掉它；但在父亲离去后，我为什么又把它十分珍惜地自万里之外捧了回来？

我明白了，这烟其实早已经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

（选自《冯骥才散文集》，有删改）

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启君

1875年，史怀哲生于德国一个家境优涅的牧师家中。父亲用旧外套给他改制过披风，他由于同伴没有便坚决不穿。买手套帽子，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30岁前，史怀哲拿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毕业后，母校邀他回校任教，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1904年秋的一个早上，史怀哲无意看到恶劣生存状况下的法属赤道非洲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前往服务的自愿者。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要做什么。他为学医四处奔走，获得了旁听资格并允许参加考试。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教堂的牧师工作，他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8年艰辛，38岁的他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妻子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开始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那时的非洲丛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人在房间缝隙的阳光下待几分钟，就高烧发病；一个人的帽子掉进水里，马土用上表遮住头部，片刻就能让人患上日晒病昏过去，甚至迅速死亡。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麻风病、疥癣……虽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一种能让人昏睡不醒并猝死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

史怀哲的丛林诊所一开始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由于效果显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周时间赶来看病。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朋友和教会中筹措的。筹款并不是件容易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或断然的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此后50年，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众多的麻烦并没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贼，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当地人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财物观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但史怀哲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选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而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思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史怀哲数十年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虽然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害史怀哲的医院。1945年1月14日，美德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80岁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史怀哲逝世。

（有删改）

经络按摩有利于养生。经络分布于全身，内属脏腑，外连肢节，沟通表里，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等功能。通过按摩，可以更好地①。按摩是用手在人体的一定部位上进行推、按、捏、揉等，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脉，调节神经系统。②，即无污染、无损伤。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平稳可靠，被养生家视为延年益寿的好方法，也成为③。

下联：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以上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

初识悲哀

[奥]弗兰茨·卡夫卡乔向东译

①荡高秋千，即在各种圆形拱顶的剧院中悬空表演，历来被认为是人类最难练就的技艺之一。一个高空秋千演员曾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在一座剧院里演出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不离开他的秋千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最初只是出于想使自己的技艺精益求精的愿望，但是后来却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不论他要求什么，哪怕是非常羞于出口的要求，守在下面的服务人员都会将他需要的所有东西传递给他，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特制的容器中送上去又拉下来。即使是在别人上台表演的时候，他仍然呆在高高的秋千架上，掩藏不了，使观众分心。除此之外，这种生活方式对剧团里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便。不过，这个事实也不容否认：尽管在这种时候他尽量不动，但观众仍时不时走神瞥他一眼。经理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是非凡的无与伦比的演员。而且他们当然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什么恶作剧，只有这样他才能稳定地演出，他的技艺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②另外，呆在秋千架上也特别有益健康，在一年中温暖的季节里，剧院圆顶周围的侧窗都敞开着，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毫无阻挡地流泻进布满灰尘的圆拱，那情景相当美。确实，他的社交生活有点受限制。有时，只有一个表演杂技的小伙子顺梯子一级级爬上来，他俩就坐在秋千架上，一左一右斜靠着吊绳，喋喋不休地说话；或者，房屋修理工在维修屋顶时，通过敞开的窗户同他交谈几句；或者是消防队员，在剧院的顶层楼座上检查有无危险照明时，尊敬地向他说几句难以听清的话，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打扰过他的隐居生活。偶尔，剧场的职工可能从下午空荡荡的剧场走过，若有所思地抬头凝视极高的几乎超出人的视野的天花板。那儿，秋千艺人正在练习或者休息，根本没有发觉有人在看他。

③如果没有那些免不了的四处搬迁的旅行，秋千艺人本来可以像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他发现那些旅行极难忍受。当然，经理非常注意使旅行不超过必要的时间，让他少受痛苦的折磨。如果是在城市里旅行，就乘坐赛车，尽可能在傍晚或清晨，以非常危险的速度载着他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疾驰，但这对于他平常的生活方式而言可能十分难受。在巡回演出的下一个城市中，早在他到达之前，剧场里的秋千架就已经悬挂好了，所有通向舞台的门豁然洞开，所有的过道畅通无阻——而经理却始终提心吊胆，直到最后秋千艺人的脚踏上绳梯，转瞬登上秋千架，悬吊在高处。

④尽管经理成功的安排了许多次旅行，但是每次新的旅行都使他感到困窘，别的先不说，单是旅行本身对艺人的神经刺激就够大了。

⑤有一次他们又一起旅行，秋千艺人躺在行李架上做梦，经理背靠着坐在对面车窗旁的座位上读书。秋千艺人低声叫他的同伴，经理立刻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秋千艺人咬着嘴唇说，将来他演出时必须要有两副秋千，而不是只有一副，要两副秋千相对而挂。经理立刻答应了。但是好像要显示经理的应允和拒绝一样无关紧要，秋千艺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将不再在一副秋千架上演出了。每想到还有可能在一副秋千架上表演，他就浑身颤栗起来。经理非常警觉，再次强调他完全同意这个想法，还说两副秋千比一副好，除了第二根秋千架能带来方便之外，表演也会有许多变化。听到这些，秋千艺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经理深深地感到苦恼，他跳起来，问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回答。然后他从座位上爬起来，脸贴着脸抚慰他，以致自己的脸也沾上了秋千艺人的泪水。询问抚慰，亲昵了很久，秋千艺人才抽泣着说：“手里只抓着一副秋千——叫我怎么活下去！”这样经理就更容易安慰他了。他保证到了下一个车站就拍电报到他们巡回演出的第一个城市去，让他们在剧场里再安装一副秋千，同时责备自己竟然让演员在一副秋千上表演了那么长时间，并且热情地感谢和表扬演员终于使他注意到这个错误。他就这样一点点地使秋千演员放下心来。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他自己却放不下心来了，感到深深不安，时不时偷偷地从书上方瞟演员几眼，有些念头开始折磨他：人们会让他孤独吗？人们不会增加他的紧迫感吗？人们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存吗？经理真的相信，他从艺人流过泪后表面平静的沉睡中，能够看出初次刻在他孩子般光滑的前额上的焦虑的皱纹。

（选自《外国超短篇小说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