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①有些恒星可能被数百万个没有生物的由岩石构成的小星球所包围，这些小星球是在它们________的某个初级阶段冻结而成的行星系。

②宇宙汪洋茫无际涯，范围之大，难以想象，而这个星球仅是其中之一，完全________于宇宙汪洋之中，它的存在可能仅仅对我们有意义。

③________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________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彗星主要是由冰构成的──水（H2O）冰，还有少量的甲烷（CH4）冰和一些氨（NH3）冰。在撞击地球的大气层时，一个中等大小的彗星碎片会产生一个白炽的火球和一种巨大的冲击波。火球会烧毁树木，冲击波会扫平森林，它的声音还会波及全球。但是这样的彗星不太可能在地上撞出一个环形山。彗星上的冰块在进人大气层的时候全部融化了，因此不会幽灵般地出现，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地向人们关于宇宙是万古不变、井然有序这一观念进行挑战。如果那条天天随着星星起落的壮丽的乳白色光带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那里，与人间世事毫无关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彗星是灾难的预兆，是神谴的预兆──它们预示了帝王的终日，王国的崩溃。对于彗星，巴比伦人认为是天髯，希腊人认为是垂发，阿拉伯人认为是燃烧的剑。在托勒密时代，人们根据彗星的形状把它们分类为“梁”、“喇叭”。“坛子”等。托勒密认为彗星给人类带来战争、炎热的气候和“动乱”。中世纪的一些彗星图看上去像未探明的飞行的十字架。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西利奇厄斯的马格迪堡路德教主管人（即主教），在15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彗星的科学启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彗星是“人类罪恶的浓烟，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升腾，它在上帝面前丑态百出、胆战心惊，逐渐地由浓烟形成长着卷发梳着辫子的彗星，最后被天国最高法官的怒火烧着了”。但是另一些人反驳说，如果彗星是罪恶的浓烟的话，天空势必乌烟滚滚。

　　　　　　　　　　　　　　　　　　                                                                                       　──选自《宇宙的边疆》（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