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是可游、可居、可望。其中，①。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②，也同样要“望”。一切亭台楼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在园林建筑艺术中，③，有了窗子，内外就能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望出去，④，于是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丰富了。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从一个小房间“望”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以小见大，从而获得了⑤。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在世界各民族数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的累积所创造的。这个体系分布到很广大的地区：西起葱岭，东至日本、朝鲜，南至越南、缅甸，北至黑龙江，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在内。

乔家大院——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①山西，素以地上文物之丰、地下能源之巨著称。而今，又以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不断发现而令世人瞩目，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乔家大院。

    ②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千米，南距东观镇仅2千米。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

    ③大院为全封闭的城堡式建筑群，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 间房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顶楼，中间是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房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楼六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④纵观乔家大院，斗拱飞檐，彩饰金绘，建筑考究，工艺精湛，整体呈“囍”字形，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因此这座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⑤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如今，乔家大院业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民俗胜地，而且，也成为许多影视剧拍摄时争抢镜头的宝地。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