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13世纪的中国人……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和魅力。”

“……于东亚出现的新鲜事物一旦被集中起来，便形成了一个以其严密性和规模而非常感人的整体，……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变化。……人们于此采纳了‘文艺复兴’一词。”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材料二：至晚清，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先秦诸子声誉日起，一些知识分子在引入西学时，往往把它与诸子等同附会，甚至“西学源于诸子”的言论也流行一时。戊戌时期，重视诸子已成气候，严复以西学诠释老庄，谭嗣同以孔墨并举，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已“治周秦诸子”，且好《墨子》，乃至康有为在构思变法理论时也提出“诸子并起创教、改制”的说法，改变了视诸子为异端的陈旧观念。世纪之交，诸子学领域大家辈出，章太炎、梁启超的诸子学已完全突破了依附经学、囿于儒学的思想局限。在这股思潮推动下，清末政府也已承认诸子的地位，大中学教育中“读经”与诸子科目并存。

——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

材料一：先前的神秘主义信徒都尽力贬低自我，到了宗教改革的这位天才身上，却把自我膨胀成硕大无比。路德把基督教神秘主义所讲的灵性的出神狂喜，完全世俗化，解释为一种激情的奔溢……于是，自我取代了教皇、皇帝、主教们的职分、义务和责任，它就是自我得救的保证。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

材料二：他为消极服从辩护，声称是神权的发明者；路德教会的建制对确立绝对权力国家所作的贡献甚至比复兴民法的贡献都要大。……他猛烈攻击他自己国家里的统治阶级；但当农民以正当与合理的要求起义并威胁萨克森时，他发表一个小册子认为应该将他们击得粉碎。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

材料一：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洲，人口死亡率达到30%—50%，劳动力减少了25%，传统的谷物生产已经无利可图，大量农田被改为牧场用来养羊，很多封建主放弃农业而经营商业性畜牧业。大批拉丁语的教授死于瘟疫，许多学校放弃拉丁语教学，提高了各国本土语言的地位。死亡的威胁使追求现世享乐成了新的社会观念。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一些城市采取措施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集中深埋死于黑死病的人；欧洲各地出台公共卫生法，组建市政健康委员会。到了16世纪在欧洲大部分中心城市，注重公共卫生成了普遍的现象。

——据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等整理

材料二：18世纪中叶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工商业城市人口骤增 …… 英国依然遵循着自中世纪以来的自治及自由放任的传统，这种与现实社会脱节的地方管理使公共卫生更加恶化 ……医疗卫生改革者查德威克提出应设立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承担公共卫生的责任 …… 1838年霍乱病再度流行，这终于使政府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至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建立了中央卫生理事会。此后中央政府干预公共卫生的思想被保留了下来，这也为英国向福利国家的迈进奠定了基础。

——摘自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一  （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展。……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材料二  明朝后期开始，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  “人民主权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但“主权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就等于随意创造并向人类社会抛出了一个本身过度强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构成一项罪恶”。18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说：“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着，在他短暂的神志清明时刻，一旦看到他的思想引起那么疯狂的实践后果（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他一定会吓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