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被誉为"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创造了一幅烟囱多于教堂尖顶的图景。它在不过三代人的时间里，改变了整个英格兰的面貌∶从家庭手工业到大工厂生产，从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劳动，从乡村社会过渡到都市化的社会，从经验社会向科学技术社会过渡。

——马克弄《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清政府不思改革的"守成"思想，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西方列强趁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皇朝面临着更加急迫的统治危机。在洋务派主持下，洋务运动逐渐推进。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左玉河《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顿挫》

材料三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旧秩序完全为民主政体取而代之。更可注意者，与这一革命浪潮几乎同步进行的巨大变化，乃是近代科学与近代工业生产的开展。西方发生的这些大事，又将伴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侵入亚洲与非洲，引发了西方列强对于东方古老秩序的冲击。后者彻底的质变，也将在19至20世纪进行。

——摘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一  由于煤矿马拉煤车的轮距长久以来都是4英尺8英寸（1435mm），史蒂芬孙设计第一条主要用于运货载客的铁路时，采用了这一既有轨距。1846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将其规定为英国铁路的标准轨距。欧洲大陆早期的铁路大多数都是靠英国的资金、用英国的技术修建的，因此也采用了英国的标准，只有俄国等个别国家例外。部分出于军事防御原因，俄国的轨距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宽。美国19世纪末按此标准铺设的铁路长度已占到全国铁路总长度的87%，铁路网一体化开始形成。1937年，1435mm轨距被国际铁路协会规定为国际通用的标准轨距，现主要分布在东亚、西亚、北非国家，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和部分美洲国家。

材料二  尽管中国在国内统一采用标准轨距，但陆上邻国大都采用其他轨距。中国的跨境铁路运输与建设都面临轨距差异造成的障碍，与陆上邻国的轨距差异限制了中国向外发展的地理空间。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未来的交通”分论坛上，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化龙表示，中车将在2020年左右推出一款时速400公里且可变轨距的高铁。届时，北到俄罗斯、南至东南亚，高铁轨距都能实现快速切换。

18世纪后半叶，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固定不变的经济理论和实际政策经历着革命性的改变，在集体重要性降低的同时，极大提高了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一位英国思想家从这种环境中脱领而出，启蒙运动从根本上塑造了他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

重商主义是《国富论》出版之前最流行的经济哲学流派，各国政府都在这种主义的指导下发表行政命令。而斯密的《国富论》汁重商主义起到了破坏性作用。这鼻子硕大、眼睛突出、才华横溢的教授彻底认可经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认为它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健。经济和个人自由要求最大程度上去除政府规定对经济的影响。

—摘编自弗兰克·萨克雷、约瀚·芬枪林著《世界大历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评述上述变化。

材料一    “原工业化”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原工业的生产形式基本上摆脱了行会的控制，商人资本直接参与制造业，参与市场竞争，生产形式主要是外放制（又称作包买商制）。原工业化使英国农村中出现了农业和乡村工业并重的“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模式下，农村劳动者的身份往往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耕作者，又是制造业工人。在前工业时期，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1520年，英格兰乡村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6%，1600年为70%，1670年为60．5%，1700年为55%，1750年为46%。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被原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吸收。

——摘编自刘文超《近代英国商业和商业资本的演化过程及其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影响》

材料二    明清时期虽然兴起一些手工业中心，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家庭生产多样化程度也在提高，特别是传统棉纺织技术普及后耕织结合的程度加强。那些手工业专业地区的产品长途贩运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农村更是销量有限。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对制造业投资的兴趣。明清民间商人虽富有，但最能累积巨额财富的却是盐商、茶商、洋商、票号、铜商等特许商人，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并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开拓和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都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 英国西北部大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増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外观和格局、城市生活的内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令人惊奇的迅速改变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大学的农民子女毕业后,许多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取业;由于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减少,第二、三产业则逐步发展,农村人口也有向乡镇、县市和区城性中心城市转移的趋势。因而,中小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当前,北京、上海等城市还有向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从北到南还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些经济圆实际上也是一个城市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城市化对应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摘编自王鸿生《中国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