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规则

那是一个傍晚，我们乘着一辆车，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发， 赶往南端的菲律普岛。菲律普岛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企鹅岛，我们要去那儿看企鹅归巢的美景。

从车子上的收音机里，我们知道这个岛上举办的摩托车赛快要结束了。司机和导游是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显得忧心忡忡。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车赛的观众一散场，会有成千上万辆的汽车往墨尔本方向开。因为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我们都担心会堵车，而真正可以看到企鹅归巢的时间只不过短短半小时，如果因堵车而耽误了时间，我们就会留下永久的遗憾了。

司机加快了车速，想争取时间赶在散场之前到达企鹅岛。但担心的时刻终于来了。离企鹅岛还有六十多公里时，对面出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其中有汽车，还有无数的摩托车。那可是一些特别爱炫耀自己车技的摩托车迷呀！他们戴着钢盔，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正注视着前方。

此时此际，从北往南开的车只有我们一辆，可是由南向北的却何止千辆！我们都紧张地盯着从对面来的车辆。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双方的车子却依然行驶得非常顺畅。

我们终于注意到，对面驶来的所有车辆，没有一辆越过中线！

这是一条左右极不“平衡”的车道——一边是光光的道路，一边是密密麻麻的车子。

然而，没有一个“聪明人”试图去破坏这样的秩序。要知道，这里是荒凉的澳大利亚最南端，没有警察，也没有监视器，有的只是车道中间的一道白线，一道看起来似乎毫无约束力的白线。虽然眼前这种“失衡”的图景丝毫没有美感可言，可是我却渐渐地受到了一种美的感动。

我必须说，这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观之一。它留给我的印象，甚至要比后来我们看到的可爱的小企鹅还要深刻。因为我从那条流淌的车灯之河中，看到了规则之美、人性之美。

悼鲁迅先生（节选）

巴 金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掉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枝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2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正值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有幸得到他亲自教诲，他讲授的《苦闷的象征》等课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他提出“艺术的出路是为大众服务；创作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作品的使命就是要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唤起读者的爱国( )。正是鲁迅先生拨亮我心中的向上火花，也正是鲁迅先生激发我写诗撰文，抨击时弊。那时先生上课，穿蓝色布衫，留很长的头发，还将铅笔夹在右耳上。开始我对先生耳上夹铅笔有些不解，恰有一次课后同行，至景山拐角，我见铅笔仍在先生耳和长发间夹着，便问他耳朵上老夹着铅笔干什么?他说：“我是改讲义上字用的。讲义印得仓促，错字很多，随时发现随时作个记号，将来好统一改正，免得误了学生。”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经常早来晚走，来有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后我和先生路过小饭摊，他问我回家吃饭，还是在小摊上吃一点。我说：“随便。”他说：“那好，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吧!皇帝老儿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烙烙之类，来用餐的也都是些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只有一个条案，全无桌椅可用，端上一大碗荞麦面很是显眼，鲁迅先生却十分泰然，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时向周围的人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