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曾经在卡那里群岛上研究黑猩猩的学习行为。他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它们就会用棍子做出各种游戏行为：会用棍子互相赶来赶去，像人们赶鸭子似的；也会用棍子去取挂着的食物。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同样，“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也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这几种假说，哪一种更有道理?动物的游戏，究竟是为了“演习”，为了“自娱”，为了“学习”，还是为了“锻炼”?研究者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

    种子萌芽从汲取水分开始，种子首先膨胀，胚部接着生长。①发芽就像分娩，一旦启动就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发芽的时机攸关生死，种子早已演化出各式各样的手段找对时机。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寿命极短，若没有在散播后几个小时内找到湿泥地，就会死亡。热带雨林中，许多树木结的大型种子如果没有在几周内发芽，就会腐败。对这些物种来说，要掌握正确的发芽时机，得先掌握正确的结子时机，因为种子一旦成熟，保存期限是很短的。

    一年中，若季节气候对种子来说太干燥或太寒冷，不利于发芽，种子就进入休眠，等待不适宜的气候过去。

    如果将植物行为以精巧度衡量，扁蓄的发芽行为只有初级程度。扁蓄是长在耕地和花园中的杂草，种子先天为休眠型，未经冬天不会发芽。土壤中的种子在冬季感受到低温，打破休眠状态，预备好在春天来临、土壤回暖时发芽。没有在五月发芽的种子，又逐渐进入休眠状态，静待另一波寒意来临，准备好再次发芽。扁蓄的行为其实相当合理，称为初级程度好像不太公平，更何况相似的植物还不少，许多杂草也有依季节循环的休眠期和发芽期。

    另一种相当常见的杂草则要比扁蓄技高一筹，那就是羊腿藜。羊腿藜在年初结不休眠的种子，产季时则结休眠的种子。有了年初生产的种子，这年的羊腿藜就有更多子代，后来所结的种子则安然保存至明春。

    一年生植物的种子发芽机制就更精巧了，这些植物会打赌冬天冷不冷，许多冬季一年生植物，像雀麦草，都是在秋天发芽，这样做的风险是冬天的寒霜很可能冻死幼苗。但如果存活下来，就有了回报，因为比起其他春天才发芽的种子，这些幼苗抢先一步发育成长，能长得比较大，结的种子也多得多。冬季一年生植物也懂得分散风险，让部分种子在冬季休眠、春天发芽。比起熬过冬天的幼苗，这些春天发芽的种子长出的植株比较小、结的种子也比较少，但是存活的几率通常大一些。由于某几年的冬天比较冷，某几年比较不冷，所以有时不休眠种子长得好，有时休眠种子胜算大。

    目前为止所谈的发芽行为，精巧程度都还不及格。种子还能从其他线索得到更精确的讯息，以决定什么时候发芽。许多像莴苣一类的种子，对光很敏感，在黑暗中不会发芽，即使温度和湿度都很恰当。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那些被埋得很深的、没有机会到达土壤表层的种子发芽。而只要一丝阳光，就能让种子自休眠中苏醒。替菜圃翻土会让阳光传递讯息给土壤中许多对光敏感的杂草种子，让它们知道接近土壤表层了。

    很多种子的招数更了不起。植物可借由远古演化而来的光感受体（即光敏素分子）感知光线。光敏感分子有两种形式，可彼此转换。一种称为Pr，吸收红光后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称为Pfr，Pfr吸收远红光后再转回Pr型分子。Pr对Pfr的比率是由接受多少这两种不同波长的光而定。这种Pr对Pfr的比率提供了地方环境的讯息，对植物来说极为重要。②未被遮蔽的日光，红光/远红光的比率为1，然而，阳光穿过树叶后，大部分红光为树叶吸收，这时比率远小于1。植物透过Pr对Pfr比率能侦测到光的改变。由此，植物利用光敏素察觉邻近植物的位置，调整自己的生长以避开邻近植物。同样，种子如果暴露在透光叶子照射的阳光中，就不发芽。与其在其他植物的遮蔽下发芽、长出难以存活的幼苗，还不如维持休眠状态。

    光敏素有个缺点，就是在黑暗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因此只有位于土壤表层或接近表层的种子能加以利用，侦测竞争对手是否环伺在侧。不过还有另一种线索，能让深埋土中的种子知道上方有没有一线生机。土壤表层的植物，例如草类，就像一层隔绝物，调节土壤内种子感受温度的范围。光裸的土壤表层没有这层隔绝物，所以底下的种子会感受到强烈的温度起伏，许多种子就从这种温度起伏中得知土壤表面是光裸的。如果感受到温度起伏，种子就会在春天发芽；而如果感受到的温度很平稳，没有高低起伏，种子就不发芽。

（选自【英】乔纳森·西尔弗顿著、徐嘉妍译《种子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4年，有删改）

    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