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英国重商主义相关政策中，集中办理了特许证，鼓励商人建立有效的商业公司，开展更加多元化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还针对具体问题集中颁布了航海法案，也导致其开始独占航运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地运行政治和外交机制，旨在更好地获取欧洲大陆展开贸易运营的商务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整体经济贸易环境。在推进重商主义的过程中，英国各个行业已经在沿袭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尤其是工商业，在运行重商主义方面呈显出不同的格局。追溯英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5世纪的圈地运动开始，英国从农业项目的经营模式改良，到资本主义革命的推行，所有的经济发展决策都离不开重商主义的影响和引导。到了17世纪初，英国的农村只剩四分之一的土地依旧用于农业，导致大批量的农业人员离开家乡，流离失所，整个英国农业经济也呈现出高度萎缩的状态。

——摘编自杨寒《试论近代英国的重商主义》

材料二：中国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并存了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而且重商主义比较处于下风，直到晚清时期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也是当权者拿来利用的工具，商业并没有被真正得到重视。近代中国重商主义，首先是源于财政上的需要。经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役，政府愈来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从中央到地方，商税成为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晚清中国出现的重商主义浪潮确实与当时勃然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这其中经济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而“商战”则是其最响亮的口号。19世纪70年代，上海附近经商人数逐年增长，趋势明显。“商”由“末”发展为本，商人阶层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力量，于是体现这一主体意识觉醒的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贵利”“重商”克制了传统观念中“贵义”的虚浮精神，注重有利于社会民生的务实精神。

——摘编自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一一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