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英国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至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出一些有利于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措施。明太祖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章奏，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算是为政治表达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清朝前期，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政府允许纳货捐官，并不断扩充科举录取的名额。在西方的冲击下，维新派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警告“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因触犯权贵的既得利益，仅行百日即被废止……庚子祸乱后清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1908年，清廷开始筹办地方语议局、中央资政院，以选举民意代表、“博采群言”并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皇族内阁”的结局使这一民意机构走向政府对立面。摘编自徐军《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袁刚《民心尽失的历史警示》等材料二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许多国家产生了等级会议，如1265年英国的“等级会议”

以及后来法国的“三级会议”等。从政治参与上看，英国政治在10世纪时政治参与主体扩展到王权和世俗、宗教贵族；到了12世纪以后，扩大到工商业主（新贵族）骑士，以及从理论上，所有具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民。随着议会地位的提高，由资产阶级、市民组成的下院的作用逐步增强。“光荣革命”后，真正由选民选出的议员组成的下议院才形成，但这仍然是一种包括性别、年龄甚至是身份、财产的有限参与。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普选权。

——摘编自陈楚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历史沿革》

材料一：1688年英国议会策划宫廷政变，荷兰执政威廉继承英国王位，并于1689年被迫签署了国会提出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颁布法律或终止法律的效力，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在和平时期不得招募和維持常备军；议员有在议会期间自由发言的权利；议员的选举是自由的，国王不得干涉；应定期召开议会等。《权利法案》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它的制定标志着具有近代意义的英国宪法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宗传军《英国宪法形成过程》

材料二：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扞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有召集立法机构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领布。帝囯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

——摘编自羊海飞、丁建弘《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