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无声　初心永恒

——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1926年3月，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祖辈大多从医，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希望他未来能够从医。然而在他颠沛流离求学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黄旭华目睹了山河破碎、同胞受难的景象，“如果国家太弱，那我们只会任人欺凌、宰割！”黄旭华在心里默默发下了誓言，“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1945年7月，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有着深厚感情的黄旭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开始毅然追寻“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梦想。

1954年，美国核潜艇首次试航。1958年，面对占据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工作。毛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面对“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严苛誓言，黄旭华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开始熊熊燃烧。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加之国外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核潜艇的大致轮廓。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大量数据只能用老式算盘和计算尺来计算。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黄旭华还想出了更“土”的办法——磅秤称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拿到船上的设备、管线都要过秤，登记在案；凡是拿出船体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登记，几年来天天如此。他还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逐一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亘古不变，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情怀和信仰。对于黄旭华来说，他的信仰是祖国的需要。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忍饥挨饿，笑对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央决定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1965年，研究所组建，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1966年，黄旭华拖家带口，带领同事们进驻荒岛葫芦岛。岛上一年四季狂风怒吼，黄沙肆虐，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也极其匮乏，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年见不到一滴油水。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是父母的“信箱”。

越是有成就，就越需要把自己埋得深，黄旭华就像深海里的潜艇一样，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为了积蓄这撼山震地般的力量，他的割舍超乎寻常。

1957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回了趟老家。临别时，母亲叮嘱：“以前战争纷乱，交通不便，你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交通恢复了，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黄旭华含泪答应。但他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0年，30年间，他和父母只靠书信往来。再相见时，黄旭华已双鬓斑白，母子对视却无语凝噎，而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是妻儿的“客家人”。

同丈夫一个单位，妻子李世英对黄旭华的事业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她选择了“不打扰”的相守，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毫无怨言。

而这一切，黄旭华都不曾知道。他正带领同事们向一道道技术难关发起冲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七项技术难关，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终于成功试航，从此劈波斩浪，遨游在深蓝大洋之中，为保卫世界和平释放着巨大的震撼力。

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原本不必下水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深潜。惊心动魄的深潜开始了：100米、200米、250米、300米……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黄旭华沉着应对，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黄旭华笑了，当即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相关链接】

①在著名的“护校运动”中，黄旭华一腔热血，振臂疾呼；在让国民党当局悚然心惊的“五四营火晚会”中，黄旭华敢为人先，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表演，而且竭力维护晚会秩序，阻挡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大江歌咏团”与“晨社”里，黄旭华更是身先士卒，机智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领导同学们坚持对敌斗争。经过一系列的血与火的洗礼，黄旭华终于在1949年春天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从一名进步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

(王艳明《黄旭华：许身报国铸辉煌》)

②1994年，因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却说：“中国核潜艇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由大批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集体创造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其中一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做了应该做的事。”

(方凡《“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　许身报国铸辉煌》)

平顺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她贫困得异常富有。

平顺富有的恰是从前造成贫困的那些奇绝之山。从前，美是不能当饭吃的，也不能换钱。当年湖南张家界就曾是个美得绝伦却穷得吃不上饭的例证。那时，张家界的穷和美也都是因为山。那山是太奇绝了，但缺路，少矿，又不能种粮食，那奇绝之美就只有藏在深闺人未识了。

到了平顺才明白，八百里太行山从中原大地拔地而起，就是起自山西的平顺。乘汽车一进平顺的大山，车在弯弯转转的山路上逐渐上升，但见计程器数字不断增加，却不见前进的距离怎么长。当车顺山路拐了几个山谷，奇异的景象便接连出现了：那连绵的几乎发乌的山，渐渐地变成了鱼鳞状，遍体均匀地长出无数白色鱼鳞似的——那是秃山上等距离凿出的石坑垒成了石堰，再从很远处担来泥土填进坑里，栽上小树苗。

平顺许多山都是这样绿起来的。与南方的山比，那绿看上去简直微不足道，但那可是挥铁锤钢钎，一下下凿山石注血汗，把一座一座石头山染绿的啊！

在石头上植满树，可不光是为了好看养眼，更是为了省出土地来种谷子。听听民间艺人演唱的《谷子好》吧，词儿是去世多年的大作家赵树理写的，他在平顺三里湾村深入生活十多年，用的全是农民话：“……谷子好，谷子好，又有糠，又有草，喂猪喂驴喂骡马，好多社里离不了……谷子好，谷子好，可惜近来种得少，不说咱们不重视，还说谷子产量小……”

焦裕禄是闻名全国、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他在兰考县忘我奋斗一年零五个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焦裕禄是为人民拼死拼活谋福祉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为信仰无怨无悔做奉献，成为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在为祖国艰苦奋斗创新功的时代里，他是那一代人的精神符号。人民是不会忘记焦裕禄的。

名由实美，古往今来，莫不如此。①，由李冰父子想到都江堰，由韩愈想到潮州的韩江、韩山，由白居易想到白堤；再看当代，由焦裕禄想到兰考，由孔繁森想到阿里，由杨善洲想到大亮山，由沈浩想到小岗村。其人已与为之奋斗的事业交融在一起。或许，②，然而，在“建立自我、追求忘我”的过程中，他们的名，早已口口相传，③，镌刻进历史。名由实美，这名终归是由人民群众给予的，也只有人民群众的认可才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焦裕禄　　　　 袁隆平　　　　 郎平

该徽标下方有黑体“焦裕禄陵园”五字，其上。

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表达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云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当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骐、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①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一名男子为进行耐力测试，在朋友家的花园里将自己“活埋”，谁料想无独有偶，命丧黄泉。

②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是日新月异，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很少遭遇望其项背的尴尬了。

③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之中，政府既要打造金山银山，也要保护住绿水青山，不宜出现畸轻畸重的问题。

④我们饭店的大堂内，就陈列着许多国内外空运过来的海鲜，客人们大都神情自若地挑选着，十几年前的奢望如今已经变成了稀松平常。

⑤近些年，上海的中学生不孚众望，连续几年在经合组织举行的PISA测试中独占鳌头，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⑥北汽集团的前身——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试制成功第一辆“井冈山”牌小轿车，并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北汽人自此踏上了奋发图强的圆梦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