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这种庞大的宗族共同体便构成了这一时期贵族社会最根本的社会组织。西周、春秋时期的家庭形态，除了宗法贵族集体大家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隶等个体家庭，但无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尚被包客于宗法大家庭以及各类共同体(如村社)的外壳之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推行“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由此，秦确立了最小型个体小家庭结构形态，这种小家庭成为社会普遍支配形式，是秦家庭组织最基本形态。这种家庭，就血统世系而言，一般为两代层结构，很少有涉及祖孙三代者；就人数而言，通常为五口之家。这种家庭具有结构简单、内部关系单纯而亲昵、人数少等特点。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  春秋初年，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展变法。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