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朝政府后，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重新确立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凡是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的国家，都须经过明朝的认可与册封，发生王位更替时，也要经过明王朝的许可，新王也须得到明朝的册封，这也被藩属国视作其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这种宗藩关系下，明朝与藩属国之间，虽然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对藩属国的内政并不干预，即使藩属国之间发生王位争夺的政变，明朝也很少出兵，而仅仅是对篡夺王位者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或者积极从中斡旋。一般情况下。新的国王也会主动与明朝缓和关系，尽量争取明朝的册封和认可，这也是其寻求合法性与巩固权力所必需的。由此可见，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指出，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

——摘编自张献忠《略论中华文明没有侵略和称霸的基因》

材料二：美国无疑将变成一个帝国，但并不是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那种单纯幅员扩张所形成的帝国，也不是英法等欧洲国家那种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上的殖民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帝国。它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为基础，要求其商品和影响力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地，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海外领土的直接控制以便节约政治和财政成本。用一句话归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有边界的，作为帝国则是无边界的。这种帝国发展的逻辑正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逻辑。

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但在实际部署上，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后者的矛头恰恰明确指向英国。

——摘编自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材料一：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

——《国民报》第二期

材料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郑永年《亚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安全》

材料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材料二：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

材料三：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颁布的法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