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家政统于家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忠不孝是十恶之首。家长时子女不仅有主婚权，而且《大清律例》 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中，已把处死权赋予封建家长了。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时“不贞”女子执行死刑的情况。家庭又把向国家交纳田税赋税以及服差役当作重要的责任，宗法制家庭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有力因素。随着一体化结构的强化，封建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宋明以后，宗法制度的家族组织同构作用强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结构形态上也和国家社会组织一样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 摘编自金现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德定结构》

材料二    直到晚清时期，传统的中国家庭同一个微型王国一样，家长拥有君主之权威，他有权实施家法并操纵家庭成员的生死大权。政府承认家庭的这种全能作用，而且不干涉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外国学说和政治哲学的传入，许多研究西学的学者开始推行这样一些基本观念：家长的权利逻辑上隶属于国家，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不受家长控制的权利；男女作为国家的基本分子，是平等的。这些现点，动摇着家庭关系的根基，在年轻人中间广为流行。

―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西周时期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形成宗法等级制国家。古希腊罗马的家族组织被打碎，建立了纯粹的地域国家。这影响了东西方治国模式的不同。西周崇尚礼制，礼涵括了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以制度层面为主，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规范。西周的礼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部族组织的局限，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它使一个来源多样、由不同族群组成的王朝具有了心理上与文化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罗马法的发展反映了罗马人依法治国的观念和罗马人崇尚法治的意识。罗马法在治理国家和协调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摘编自王和《历史的轨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考察》等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的礼仪逐渐变得简单、随便而自由。基督教的礼节和教仪对西方的礼仪有重大影响。马丁·路德认为信徒们可以通过祈祷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须基督教原有的繁琐仪式，使西方人的宗教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启蒙运动使罗马教廷又遭重创，人们的宗教观念从此不再像以前那样神圣而庄严了。如果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本身还不能使新教徒彻底摆脱那些繁琐礼节影响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则深深地触动了人们信仰的灵魂，极大的简化了宗教仪式，并且也影响到传统的天主教徒。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基督徒更为世俗化、商业化。19、20世纪以来西方的宗教礼仪逐渐变得简单而自由化了。西方宗教仪式的变化还反映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仪式的简化和自由也使基督教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统治逐渐松弛。

——摘编自高福进《礼仪及西方礼仪：变迁与前景》

材料三   近代以前，中国无论是疆土的广袤，物产的丰盈，社会制度的昌明，经济水平的先进，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都是周边其他民族难以相比的。于是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圈，促进了东亚民族的进步。许多国家的君王使臣“慕中华而王歆化久矣”，“奉跽鼓舞（跪拜舞蹈），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带冠还国”。这种情况，必然促使中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逐渐形成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心理。当时流行的华夷观念认为华与夷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华夏具有完备发达的礼义，而夷狄则没有礼义廉耻等观念。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俄等国，不断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后，西方各国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清政府起初婉拒，后又以各国公使觐见须以三跪九叩之礼难之。经过三四个月之久的反复交涉，最后清廷终于同意外国公使可以不行三跪九叩之礼。

——摘编自王开玺《晚清政治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