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1953年颁布的“人大选举法”规定了选举方式为举手和无记名投票并用；在代表名额比例上，直辖市和工业大城市每10万人选代表1人，一般省份每80万人选1人；人大代表实际实行等额选举。文革期间，全国人大停止会议8年之久……1979年，修订后的“选举法”规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正式规定了差额选举的原则。2010年春规定全国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乡村与城市人口数的比例修改为1：1。

材料一：在古代中国，君主要想统治一切，就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来实现；同时君主也需要对内外官僚进行严密控制，这就需要一种督察百官的力量。同时，为避免君主在用人行政方面出现重大失误，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协调和制衡。我国历代监察都实行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不对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监察官员是“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

——整理自蒋云贵、戴正良《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美国所实行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不是简单的权力再分配，也不是简单的权力之间的制约，而是在动态的权力运作过程中体现各自的价值，展现各自的权威，实现相互的协作。它对于维护美国资产阶级利益，调整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防止某一个人和某个集团的独裁，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也造成了权力的效率低下、权力的相互倾轧、全力配合的缺失。

——摘编自魏海群《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泰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津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冶、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申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