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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之父：用算盘拨出091潜艇水滴外形
“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在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现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简短的话语字字铿锵。
从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30年隐姓埋名，黄旭华终于实现了儿时造船强国的梦想。
“拿着算盘算数据，上艇设备必过秤”
1958年，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为攻克难关，黄旭华和同事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向前。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拥有最完美的流线，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年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置装在常规线性潜艇上，同时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在两者都成功的基础上，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
中国该怎么办？是一步到位，还是也要“三步走”？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厅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为了中国的核潜艇，新婚不久，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他说荒岛上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平时，他没时间回家，大地震也顾不上回家。女儿说他是“到家里出差来啦”，妻子说他是“客家人”。是的，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千米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出水面时，黄旭华难掩欣喜和激动，一任幸福泪水长流……毕竟是他和同事们，呕心沥血书写了共和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
“骑驴找马做研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荒岛上起步。一首打油诗这样描述该岛：风沙大，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黄旭华带领同事当“挑夫”。他利用出差机会，从外地带肉、油、米等食品返岛。最厉害的“挑夫”曾经一个人带回重达150斤的包裹。黃旭华自豪地说：“大家以苦为乐，互相关心，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一代艇上马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研制。但研制工作“三项原则”明确指示：要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要求与现实形成了尖锐对立，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干还是“人定胜天”地蛮干下去？黄旭华提出“骑驴找马”策略：即便驴都没有，也要两条腿先走起来。
为确定水滴型潜艇水下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在试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但那个水池不到百米长，有些试验根本无法完成。黄旭华就提出，利用人工增加截流的方法加大阻力系数。在这个水池旁，黄旭华反复进行了各种艏端线型和艉端线型模型试验。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做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所有参试人员明白，中国只有常规潜艇下潜经验，而核潜艇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20 世纪60年代，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2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眼……”深潜日期越来越近时，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队伍中弥漫着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氛。黄旭华心想，极限深潜试验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任务，就更加危险。
“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次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开过鸭绿江’，去把实验数据成功拿回来。”黄旭华亲自去和战士们座谈，缓解紧张情绪。接着，他语气坚定地说，“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这句话立即威震全场，让悲壮气氛一扫而光。
终于，试验成功了！黄旭华，这位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春节不回家团圆，忙得连娘也不看望”
如今，黄旭华的大女儿也退休了。但每天清晨，88岁高龄的黄旭华都要去上班。“现在不行了，看书要老花镜和放大镜叠在一起才行。”右耳丧失听力，但他依然坚持上班，且常常最后一个下班。“我现在只能上半天班，只做‘场外指导’，让年轻人放胆去干。”
被抽调参加核潜艇制造工作之初，需要高度保密，黄旭华逐渐减少了和家人朋友的联系，整整30年没有回过广东老家。为数不多的家信中也只能告诉父母自己在北京工作，但单位、地址和具体内容一个字不能透露。
20世纪70年代，黄旭华的父亲去世。当时，他忙于工作，无法回去奔丧。每年过春节，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只有他这个“三哥”永远缺席，大家都会对他有所埋怨：“不知道在做什么，忙得连娘老子都不看了！"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母亲已93岁。
“我们家这位先生，我只记得他买过一次菜。”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说，婚后不久，黄旭华就离开了家，直到6年后才聚到一起。“他在家的时间很少，就算在家也什么都不管，是个甩手掌柜。”“他这辈子，连双袜子都没自己买过，全忙在工作上了。”李世英说，黄旭华生活简单随意，从不计较。“就说理发吧，他嫌排队浪费时间，即使头发很长了也不去理。我就买了剃头刀，给他理发好几十年了。”
“我很感谢她，这么多年能理解我、支持我，还甘愿挑起生活重担。”黄旭华由衷地说，“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都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
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
陈芳 董瑞丰 刘宏宇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为崇山峻岭间的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调试期的“天眼”已经一口气发现多颗脉冲星，成为国际瞩目的宇宙观测“利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
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看似一口“大锅”，“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它有着超高的灵敏度和巡天速度。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5倍。随着“天眼”落成，中国射电天文学“黄金期”正在开启，越来越多国际天文学专家加入中国主导的科研项目。
20多年前，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1993年的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此召开。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
“天眼”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在“天眼”馈源支撑系统高级工程师杨清阁的印象里，这个工程大到“漫山遍野”。这又是一个多细的工程？“600
多米尺度的结构，馈源接收机在天空中跟踪反射面焦点的位置度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杨清阁说，“南老师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用漫山遍野的设备和零件建起这口精密的‘大锅’。”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做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扛起这个责任。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也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72岁的“天眼”工程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大窝凼。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发文章和研发科学重器比较，哪个对科技的实质进步更重要，我选择后者。”南仁东总是这样说。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是选择‘天眼’还是多活10年，他还是会选择‘天眼’。”
他一心想让“天眼”尽快建成启用。“天眼”的英文名字FAST，正是“快”的意思。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如果将地球生命4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广袤无垠的太空。”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