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下为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集团签订的对德《凡尔赛条约》的部分内容：

第八十条 德国应照将来奥国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订之条约中规定之疆界，承认并确切尊重奥国之独立；复承认奥国之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易。

第八十一条 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之完全独立，一如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已为者，该国包括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罗塞尼亚自治领土……

第八十七条 德国承认波兰完全独立，一如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已为者…”

——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

材料二：以下为1937年11月19日希特勒与英国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谈话的部分内容：

所有其余一切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关系于大概迟早定会发生的欧洲秩序变更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指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言。

——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体系的内容包括∶（1）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包括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对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的一系列条约）；（2）国际联盟的建立；（3）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国际关系体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当我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该体系建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崩溃。

—摘编自徐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材料：1897年，德国以曹州教案中两名德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死为借口，趁机发兵，侵占了胶州湾（山东省内），并“租借”了胶州湾周边5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德国远东海军中队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天然港湾。1914年夏天，日本看到了一个机会。8月15日，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的一周前，向德国驻东京大使阿瑟·格拉夫·冯·雷克斯（曾试图说服日本与德国统一战线，共同迎接胜利）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在东亚水域的军舰全面撤出，并将胶州湾的德租界移交给日本，以便“最终”交还中国。由于没有接到德方回应，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同年9月2日，23000名日本军士在中国（其时为中立国）青岛以北约100英里处正式登陆，长驱直入，进军中国内陆。

——摘编自［英］吴芳思等《盟友背信：一战中的中国》

材料：一战爆发后，英国为拉拢盟国，打破一贯奉行的维持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完整的传统政策，把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许诺给了俄国，这使得英国必须在土耳其的领土上构筑新的防线。1914年，首相阿斯奎斯发表著名的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演说，这预示着英国政策的新调整，《德邦森报告书》随之应运而生。报告书认为俄国已经被许诺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法国已经提出对西利西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要求，认为瓜分的方式会改变东地中海的海上力量对比，对英国的地位不利。报告书还具体划分了列强在中东的利益范围。报告书指出，无论最终选择哪种解决方案，列强在各自的领域中都享有特殊的地位。报告书体现了这个时期英国外交的总体发展趋势，影响了此后英国的外交决策。

——摘编自王伟《试析一战初期英国的中东政策一 基于<德邦森报告书>的考察》

材料：1918年1月5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英国作战目的之一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建立某种国际组织来设法限制军备的负担和减少战争的危险”。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在3天后阐明的美国作战目的“十四点”原则中特别强调最后一点——“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到战争结束时，不仅所有交战国都把“十四点”作为媾和的基础，而且英、法、美等国都已研究并制定了组织国际联盟的方案，并由英美代表组成起草盟约委员会。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最高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法国要求在国联建立一支国际部队，设立国际总参谋部指挥这支部队，监督各国兵力并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日本要求把种族平等列入盟约。但法、日等国的要求并未全部得到满足。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上卷）》

材料  1928年8月27日，美、英、法、德等15国的代表在巴黎签订《非战公约》，1929年7月25日正式生效。主要内容是：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成冲突。苏联于1928年宣布正式加入这一公约。截至1933年，加入此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非战公约》既是对以往限制战争国际法的总结和概括，更是在它们基础上的提升与飞跃。国际法对战争的价值取向由此而改变。“巴黎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国际法上的一个根本改变，并且消除了反对承认国际法为一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理由。在公约订立之前，国际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主要缺点并不在于缺少一个国际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而在于承认战争为一个正常的法律制度。巴黎公约改变了国际法的这一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签订时有着种种的不足，但它却有着罕见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据王立越《〈非战公约〉历史定位的转变》整理

材料：经济利益是驱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根本所在。两次世界大战皆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二战前，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虽有发展，但受政治国素影响并不紧密，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主要与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势力范围”联系密切，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则少有往来，所以各资本主义列强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无所顾忌，导致它们走向世界大战深渊。

二战的结束，也标志着核时代的到来。核时代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科学家是十分清楚的。因而，战后出现了以科学家为首的反核、反战运动。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至今，联合国在制止装冲突，调解危机，推动裁军，限制毁灭性武器的发展等方面，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葛兆富《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性战争未起之成因析》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二战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以民主民族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烽火燃遍了整个亚非拉美地区。二战前殖民地、附属国人口为14.5亿，总面积为7800万平方公里。到1959年，殖民地人口减少为1.6亿，面积仅剩2550万平方公里。

——摘编自王春良等《新编世界现代史1900—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