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巴黎和会三个首脑人物中之两个，即威尔逊与克里孟梭，对于和议所抱之政见似极端的对立。威尔逊怀抱自由思想，主张正义，相信以宽大的条件成立和议，为树立平和之好方法。他思利用此机会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以为增进国际和平，防止战争之要件。而在他方面，则法兰西之老政治家克里孟梭，在欧洲政治上饱尝忧患，注重法国实际利害问题。他对于国际联盟无大信任心，他不以为此即可以保障法兰西将来之安全，而主张对于德国加以极严厉的制裁手段，以免其再为法国之危害。立于此两极端之中间者，有英之劳合·乔治，他一方面赞成威尔逊之联盟思想，同时亦愿使德国受处罚，而使法国对于德国方面有防备危险之保障；劳合，乔治于此常须调停法美两国首脑之主张。

——摘编自周鲠生《近代欧洲外交史》

材料

对中国人来说，1922年到1925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标榜给中国带来福音的华盛顿方案实际带来的根本不是稳定与和平，而是内乱和衰败。华盛顿体系在其建立伊始就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美国等列强否认中国的贫弱和动乱是西方侵略的结果，但中国民族主义者鲜明地提出中国苦难的根源即在于外来势力的压迫，所谓的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不过是“各帝国主义互竞的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只是一场骗局。拒绝美国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道路，提出对不平等条约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手段，进行“根本的解决”。中国民族主义者从华盛顿会议得出的一个重要“觉悟”是“现在世界任何国家，无容许弱小民族及国家申述不平之余地，中国国民欲希望解除种种束缚，惟有杀出一条血路，死中求生”；而对于国内政治，也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所谓“根本改造”就是打倒军阀，所谓“死中求生”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与美国的初衷相反，华盛顿方案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美国为它设计的道路，相反，在列宁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传入后“成为中国抛弃西方列强”，转向国民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摘编自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材料 一战期间，14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洲战场，国内外报刊纷纷报道并刊载多幅图片。1918年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新青年》迅即以《劳工神圣》的标题刊出讲演。1917-1918年间，德奥、俄国、日本等多国发生罢工运动。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1400万人，一战期间全国性罢工108次。一些知识分子，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来解释劳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走近劳工的实践中知识界不断思考如何让劳工神圣起来。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必须在政治上赢得更多的权利。1922年－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全国发生大小罢工2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30万人次。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分析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劳工神圣”的认知和实践。

材料

威尔逊任期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以维也纳体系为标志的欧洲中心时代走向终结。这为威尔逊按着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来设计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机。威尔逊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利益的更完善的国际体系”，如果真的按我们理解的字面含义来实施，威尔逊的“新世界”真够得上理想的了。但是，从颠覆墨西哥韦尔塔政权到出兵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威尔逊并无迟疑地再次扮演了“大棒总统”的角色。而他宣称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是“要为世界的其余地区做门罗主义为西半球世界所做的事情”，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新世界”的篮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货色。所以威尔逊是理想主义地提出目标一承认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现实主义地实现目标一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

——据纪胜利《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之比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