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法经》到《大清律》，中国封建法典具有明晰的因革关系，长期以来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同样的行为不一定同罪，同样的罪名不一定同样处刑，行为人的等级身份和血缘关系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皇帝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央设司法机构，辅佐皇帝的重臣可以过问司法，但是司法长官不能过问行政。地方的行政官吏兼任司法审判。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人权宣言》节选《拿破仑法典》节选

材料三：梁启超认为：“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各国重视法治，能做到以法治国，所以西方各国日益强盛。而晚清统治，长期以来以守旧为荣，以变法为戒。久而久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富强，形成国势日衰的局面。立宪法为一切法度的根源……国会是确立法治国家的基础……行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孙中山认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宪法是立国的基础，国家强弱之点尽在宪法。有了良好的宪法，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机器……我们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

李大钊认为：“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在法律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就跟着变动。照法律而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法改为公有法之一种制度。”

——贾孔会《中国近代法律思想与法制革新》

——摘编自张锐智、田大川《罗马法学家关于公法私法划分的意义与启示》

材料二：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团本位不仅普遍存在于国家法律中，而且还广泛寓含在有别于国法的家族或宗族法中。……宗族法以维持既定的宗族秩序为直接目的，因而起到维持国家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是封建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与国法一起构成了封建的法律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的本位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下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基础之一的家族制度随着清末变法修律而丧失了原先在国法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只遗留下残余的影响。剩下的国家本位却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与战争动员的推动以及实际需要而更加强化了，以致在民国诸政府的法律中，国家主义远远凌驾在个人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之上，国家成了法律唯一的本位。

——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①作为研究秦朝历史第一手资料

②用来研究秦朝郡县的设置问题

③用来研究秦朝衡器的标准问题

④用来研究秦朝的文字统一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1525年马丁·路德的德语版《圣经》出版之后，德文《《圣经》广泛传播于西欧。

    1541年瑞典语《圣经》出版，I550年丹麦语《圣经》出版，1584年斯洛文尼亚语《圣经》出版。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等国在16世纪都出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

——摘编自张洁颖《从翻译角度看宗教改革和语言革命》等文章

    （宗教改革）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一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何谓民族意识？有学者解释说：“民族意识，乃人民能巍然雄立于宇宙之要素，亦日民族自觉。简言之，即民族自知其为民族之谓。”五四运动时期是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升华时期。

——摘编自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