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汉代，皇帝会诏令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时祭祀。桂阳太守许荆到任后，“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他在任期间深受人民爱戴，死后，“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政理有能名，他死后，“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汉代由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禁止疫鬼”而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祥与富贵尊荣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祭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祖先之前，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等

材料二：据统计，河北井陉县原有自然神坛庙14处，到民国年间无一保留；河南滑县原有自然神坛庙22处，到民国年间仅剩1处。有的地方虽然坛庙尚存，但已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才什之一”，祭祀活动难以为继。民国实行信教自由政策，1913年全国天主教徒130万，1932年达到250余万。中华民国颁布《废除卜筮、星象、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视“迷信为进化之障碍”，贵州仁怀跳大神、巫蛊等活动“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

——摘编自赵英兰、贾小壮《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