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在唐代，也并无皇帝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43、44页(有改动)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后，内阁会议由英王主持，全部行政权是由国王及其任命的政府大臣来掌握的，这些大臣完全对国王负责。1701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凡是国王的诏令必须由同意这一诏令的政府大臣签署才能生效。1717年之后，英王不再主持并逐渐不参加内阁会议，开始形成由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主持内阁会议的惯例，1721年沃波尔成为英国第一任内阁首相(英国的责任制内阁开始逐渐形成)。

——摘自潘润涵《简明世界近代史》(括号内文字系添加)

材料一：北朝时，握有实权的先是尚书省，继而又有中书省、门下省，逐步形成三省体制。……唐朝时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掌决策，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事无不总”，负责执行政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

材料二：（雅典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把权力交给所有的公民，不需要国家管理者具有专长，不要求他们具有真知灼见。一个国家应当由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道德的人去治理，统治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术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

材料三：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却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

材料四：议事会成员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根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各法庭审理的案件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各庭的房间、法庭主持人、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也由抽签决定，其责任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需再次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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