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1－3）。

第二部分：（4－8）不能正确认识东西方科学的原因及其危害。

第三部分：（9－10）。

                              文化的大众化和价值坚守

                                                  杨秀香

    在西方，大众文化曾经指下层大众的低俗、粗鄙、“无品位”的文化，用来区别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所拥有的“充分发达的意识文化”、高雅文化。从历史上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这种模糊是通过艺术向商品的渗透、艺术与商品“合流”成为人的日常消费品实现的，它使文化的发展在价值倾向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詹明信把这样的文化称为“无深度文化”。这些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文化发展的价值忧虑：认为它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瓦解了道德的基础。

    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道德背离现象的根源在于它“直接地屈从于商品化、商业化与市场”。大众文化的“前提预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结果必然是要求建构新的市场，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闲暇消费大大增加，生产者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利用广告、媒介把各种关于浪漫的、美的、成功的，舒适的等等意念加诸在各种物质的消费品上，结果使人的消费由满足需要变为对过度欲望的追逐、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代用的使用价值”,即包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正是这种市场的逻辑,使“生产者永远有兴趣培养他人的‘过度和放纵’”。 

    在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在价值上的变化受到了阿多诺、泰勒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批判。那么，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境况如何呢? 对我们来说，文化的大众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给予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合理的价值引导，以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可能的隐忧。显然，仅仅在市场逻辑中的大众文化是无法给人们以这样的引导的。大众文化要给人以这样的引导需要超越市场。

    文化产业使国家的有关政策和发展战略能够有效地发挥对文化产品生产的调控作用，抑制由于商业化出现的低俗和媚俗现象，使文化产品在价值取向上能够体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追求，为大众提供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取得成效的。用大众对文化产品鉴赏力的提高可以促使大众文化产品追求思想和艺术的高品位。在文化市场中，生产者为了扩大市场，要极力满足大众的需要；同时，大众的需要又制约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它必须认同大众的需要。而大众的文化需要的形成不仅来自大众文化，更主要的来自于他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培养，这就使大众会用他已有的价值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以决定取舍。因此，强化对大众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引导教育，有助于提升大众文化产品的思想和艺术品位，让大众对健康的文化产品的需求支撑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对此，一方面要对文化媒介人加强民族精神、社会主流价值的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完善专家、大众、政府的评价机制，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褒奖、宣传、推介、认同，造就有利于文化媒介人履行社会责任的生活环境。

    辛次膺，莱州人。幼孤，从母依外氏王圣美于丹徒。俊慧力学，日诵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进士第，历官为单父丞。值山东乱，举室南渡。用参政孟庾荐，召对，奏“用人贵于务实，施令在于必行。愿敕郡邑省耕薄征，务农抑末。”见高宗于建康行宫，首言救世之弊，上称善，敕以所奏榜朝堂。

    绍兴间，擢右正言。奏：“愿阅兵将，亲简拔，揽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习，久则干政，愿杜其渐。”又奏：“今主议者见小利忽大计，偏师偶胜，遽思进讨，便谓攻为有余；警奏稍闻，首陈退舍，便谓守为不足。愿严纪律，谨烽燧，明间探。”上皆信纳。王伦使北请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约，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干，兵随其后。今日之事当识其诈。”

    时秦桧在政府，为其妻兄王仲薿叙两官。次膺劾仲薿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抚州王唤违法佃官田，不输租。唤，桧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论之曰：“近臣奏二人，继闻追寝除命，是皆桧容私营救，陛下曲从其欲，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借使贵连宫掖，宠任非宜，臣亦得论之，而大臣之姻娅，乃不得绳之耶？望陛下奋乾刚之威，戒蒙蔽之渐。”

    求去，除直秘阁、湖南提刑。金好成，次膺极愤慨，痛谏曰：“臣近观邸报，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臣未知其可。‘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弃仇释怨，降万乘之尊以求说于敌，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从陛下之志乎？”书奏，不报。金陷三京。

    次膺罢，奉祠。秦桧以其负重名，欲先移书，当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阅十六年，贫益甚，亡毫发求于人。桧死，起知婺州，擢权给事中。丁母忧，乞纳禄。后孝宗即位，手诏趣召。历御史中丞、同知抠密院事，后拜参知或事。以疾力祈免。乾道六年五五月卒，年七十九。

    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谔。仕宦五十年，无丝毫挂吏议。为政贵清静，先德化，所至人称其不烦。善属文，尤工于诗。

（选自《宋史》本传，有删改）

家

周国平

    如果把人生譬作一种漂流——它确实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漂过许多地方，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漂过岁月之河——那么，家是什么呢?

    家是一只船。

    南方水乡，我在湖上荡舟。迎面驶来一只渔船，船上炊烟袅袅。当船靠近时，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听到了孩子的嬉笑。这时我恍然悟到，船就是渔民的家。

    以船为家，不是太动荡了吗?可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食住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

    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心中闪过一句诗：“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

    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尸个温馨的家。

    家是温暖的港湾。

    正当我欣赏远处美丽的帆影时，耳畔响起一位哲人的讽喻：“朋友，走近了你就知道，即使在最美丽的帆船上也有着太多琐屑的噪音!”

    这是尼采对女人的讥评。   

    可不是吗，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难免有俗务琐事、闲言碎语乃至小吵小闹。

    那么，让我们扬帆远航，然而，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会跳得多么欢快。如果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无边无际的大海岂不令我们绝望?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得过分严肃以后，家中琐屑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来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曲。

    傍晚，征帆纷纷归来，港湾里灯火摇曳，人声喧哗，把我对大海的沉思冥想打断了。我站起来，愉快地问候：“晚安，回家的人们!”

家是永远的岸。

    我知道世上有一些极骄傲也极荒凉的灵魂，他们永远无家可归，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

    作为普通人，或早或迟，我们需要一个家。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长年漂泊在外，历尽磨难和诱惑，正是回家的念头支撑着他，

    使他克服了一切磨难，抵御了一切诱惑。最后，当女神卡吕浦索劝他永久留在她的小岛上时，

    他坚辞道：“尊贵的女神，我深知我的老婆在你的光彩下只会黯然失色，你长生不老，她却注定要死。可是我仍然天天想家，想回到我的家。”

    自古以来，无数诗人咏唱过游子的思家之情。“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情泪。”家是游子梦魂萦绕的永远的岸。

    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

    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

                                     (选自《周国平自选集》，有改动)

香    伯

    香伯住在一幢很旧的老屋里。屋子坐落于一条很瘦的老街上。这间祖传的屋子，砖瓦破落，屋内屋外的墙壁，全都被“岁月的火把”熏得灰黑灰黑的，尽管“其貌不扬”，可是，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老屋虽老可一点也不寂寞哪！

    到老屋的人，只有一个目的：买饼。

    香伯做的香饼，单是饼皮，便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一层叠一层，脆而不碎，烤成很淡很淡的褐色，最上的那一层，还调皮的粘着几颗好似在跳舞的芝麻。充作饼馅的麦芽糖，软软甜甜且不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不腻、不滞、不黏牙。

    香伯的一生，好像是为了做香饼而活的。 他姓什么，没人探问；他名唤什么人，没人关心；只是人人都喜欢他卖的香饼，所以，“顺理成因”地唤他作“香伯”。

    八岁那年，我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落叶生根。香伯，就像是现实生活里的许许多多小人物一般，慢慢地从我生活的画面淡出，淡出了。长大以后，姻缘那一条美丽的线却把我和故乡人紧紧地系在一起。婆家在怡保，自此以后回返怡保省亲，便成了常年事务。

    有一回，一名姻亲送了一包香饼到婆家给我，说：“你尝尝，特地定的。那老头，生意真好，脾气可大呢，一面做饼，一面骂人！”

    我拿起了一个香饼，无意识地看。半圆形的香饼，呈淡淡的褐色，薄薄脆脆的饼皮，层层相叠；咬一大口，那薄若寒蝉的饼皮，依然一层一层若即若离地叠在一块；饼内的麦芽糖，不腻不滞不黏牙……

    我那份意愿，死亡了的记忆，立刻“霍”的一声复活了。

     “做饼的人可是香伯？” 对方一点头，我立刻便央她带我去看。

    香伯早已不在菜市摆卖香饼了，他成日成夜的窝在老屋里烤饼。烤好的饼放在铁皮饼干桶内，每桶10斤。凡是上门买饼的，必须拨电预定，香伯屋里放了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订购者的姓名和订购的数量，凡是不曾预先订购而冒冒然地摸上门去的，香伯一概不应酬。除此以外也将饼批发给附近的杂货店，不过呢，他有个凡人皆知的怪脾气：向他领货的人必须将领回的香饼，在同一天内卖完，借此以确保香饼的新鲜度。

    有时，他心血潮还会“微服出游”，查看别人有没有把他的饼卖完，倘若卖不完，下回去领货时，他便会让你领教领教他那好像石头一般又冷又硬的臭脾气。有人劝他把这种家庭式的香饼制作业“机械化、企业化”，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机械死板板、硬邦邦，做出的饼干一个个好像穿上制服的木乃伊，连味道都带着机器那一股冰冷生硬的味儿！”

    有人见他孑然一身，劝他寻个伴。他倒是听了，一寻便是两个，不过呢，寻的不是老婆，而是徒弟。他收了两个年幼失学的小少年做徒弟，三个人“生死与共”地窝在老屋里做饼。可叹的是：小徒弟学得了三分功夫便以为自己是无可匹敌的“香饼大王”了。居然另起炉灶，自设分号。那些识货的人，不肯随意“屈就”，依然回返老屋找香伯。然而，许多没有尝过香伯“原装货”的，却傻傻的把“鱼目”当“珍珠”。两个小徒弟违背道义的做法大大地伤了香伯的心，原本孤僻沉默的他，变得更加古怪寡言了。他誓言此生不再收徒，所以，在暮年的岁月里，一个人留在老屋里，苦苦拼搏。

    姻亲带我到老屋去，远远的，便闻到了烤饼的香味。屋里，打着赤膊的香伯，正把搅好的麦芽糖放入擀好的饼皮里，他的神情，是这样的专注、是这样的虔诚，好似他做的是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是举世无双的雕刻品。

    夕阳通过了色漆剥落的木窗斜斜的照了进，浸在金色余晖里的香伯，像是一枚熟透了的柿子。尽管这枚表皮起皱、黑斑丛生的柿子已不再新鲜，可是，那种于内心的敬业乐业，寻求完美的精神，却是这枚行将腐化的柿子在这所光线暗淡的老屋里，焕发着一种炫人的亮光……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人世的形态》）

“意象符号”说与“语言艺术”说之差异

吴晓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习得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科林伍德曾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在一般语言中，词语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于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建构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情感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告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其直接现实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感谢汉字

培  贵

    从山村一座古庙发蒙，念“人、手、口、刀”始，迄今几十个年头过去，读字、写字，写字、读字，我与汉字结缘一生。儿时，汉字养育了我；长大成人，我又在汉字里讨生活。汉字于我，可谓思重如山。我感谢汉字。

    这是一个春日的午后。小朵阳光从身后的玻璃窗投影在我打开的书页上，像一泓金色的池水。沐浴在阳光中的汉字突然鲜活起来，呈现出动感的魅力，泛发出曼性的光亮。我顿时浮想联翩，生出许多的感慨。

    传说，上古的先人仓额造字t“天雨血，鬼夜哭，龙乃潜藏”，可见汉字的诞生，是怎样一挺惊天地、泣鬼神的孕育与分娩。说巧也巧，“孕”中有“子”，于者，儿子。汉字乃中华之子、民托之子。简言之，汉字如人。想此说法并不过分。否则，后人何以“字以人重”、“见字如面”之谓。

    鲁迅先生论_及汉字云：“诵习一字，当识形音意：口诵而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意，三识井用，一事之功乃全……故其所涵，遂具三美：意美以惑一心，一也；音美以惑耳，二也；形美以惑目，三也。”汉字有形、有义、有声，其人格魅力，可与人比，且心有灵犀。

    古有拆字术．多为算命先生求生的看家本领。仅凭一字，他将偏旁部首逐一拆开，再一笔一画地肢解，仿佛把你置于手术台上，随意拨弄你的四肢五官六脏，然后侃侃而言，道出你的吉凶祸福，个中不乏溢美之词，让你心悦诚服，你不能不佩服其半仙铁嘴功夫。俨然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全然在一字中。

    夸有作家陈村，在《大众文摘》望字拆字40个，字字与人的意识、情感、行为无不有血肉相系相连。试举一例：一个“情”字怎生了得。陈村作解：“那是青年的心，青色的心要是再拆得细一些就是月亮下，心里有了主张，月下还能有什么主张呢？”妙趣磺生的笔，掘出人幽藏于“情”中的深意，读来趣味无穷。

    汉字真乃人之象也。

    我有幸结识篆刻家杨世禄先生。此套对金石书画执著追求且艺术造诣不凡。他曾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摄制组的孟乖治印。孟为蒙族，出生草原。蒙蔽善摔跤。杨先生匠心独运，把一个“孟”宇，篆之成获胜的摔跤站立平台，“和”的偏旁为“禾”，“禾”为草，再细刀刺之，如是，方寸之间，无边草原，一个蒙族掉跤手的力量展示，孟和其人其姓，身形兼备，入木三分。汉字的卓越诡谲和超凡魅惑，恰如一住法国大诗人所迷：“汉字具有宇宙精神，它充满了场景，充满了新生，充满了原始的惊喜。”

    是的，文字无非是一种符号，一种栽体，一种亿万人的公器，但与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那么．县息相通，荣辱与共，它载负着伟大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也栽负庸琐的谬见、卑劣的性格。它也曾被玷污，被蒙秽，甚至被借以发难。作为立于世界文字之林的中华汉字，堪称熔道家风采、儒家风骨、佛宗禅意于一炉，更显其博大精深，并具有氏族的忍辱负重、正气凛然的人格品性。

    闲时读书，汉字为友。每当我面对眼底并肩为伍、列队成阵的汉字，点撇钩撩间，犹见民族五千年的风霜，平平仄仄中，犹闻东方古国洪钟大吕的流韵，方方正正里，民族的端庄、民族的品格、民族的性情透出纸背。

    我更看重汉字“以一种稳重的态度切入”，儒雅温厚，恬淡谦退，严谨周备，而心深如渊。

    虽有手，但决不会跳出来冷不丁给你一掌：

    虽有刃，但决不会在你背后抽刀：

    虽有丝绕，但决不会在你脚下使绊：

    虽有口，但块不会对你滋生流言……

    你尽可以倾之以心，诉之以情，至诚至爱，相濡以沫，至于“文字教”，至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凡此种种，上下古今，因文字而蒙冤罹难，纯属奸佞小人所为，邢真不是汉字本身的错

    俯身面对汉字，无异于向汉字鞠躬。我仿佛是一只羊，“谦卑的共低下来／就看见革的高贵／草使和我的民族／学会把伤口桁在嘴里／并终生善良……”

    我感谢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