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老舍

毛志成

①在谈论老舍时，我不想局限在老舍的业绩中。认识老舍，如果只将他视为作家、文学家、语言大师等等，那也只是从“文格”的角度认识了老舍，而淡化了他的“人格”质量。老舍一生的活动，文化、文学只是他的一个关注点，事实上，他始终全方位予以关注的是社会命运——特别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透视和扫描。老舍是中华民族广袤而平凡的文化土壤上挺立起的一株耐苦大树，虽不夺目地高耸，但他立足于向社会和民众植根，伸枝，展叶，释氧，兼之增色添美。老舍的作品，无论是发轫之作的《老张的哲学》，还是代表作《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以及立身之作《四世同堂》、《茶馆》，无不昭示他是一位与中国民众息息相关，将文化功利与社会功利融为一体，而且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总体命运互为形影的，必将永远使历史不能忘记的民魂式的作家。

    ②老舍在人性品格上首先是好人，是善人，他很少骂人，倒是尽量多地助人、济人，反右时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

    ③老舍绝不是生活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上的贵族。从他以“旗人”名义出生的那天起，就饱受贫困、压抑。但有人依据老舍的出身，将他定为“穷人”，有的甚而喻为农民，这样的比附，在见解上其实也是很粗俗的，乃至是大谬的．泛义上的穷人，特别是彻底式的穷人——即德穷、财穷、智穷、文穷的群落，是不会从中诞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裔脉，老舍的基督意识，老舍的求学欲望和从教、从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别于一般性的穷人。 

    ④老舍一生的“急就篇”式的作品很多，占了很大比重，但他的“急就”，是急于国事、民事。“国家不幸诗家幸”（清赵冀语），诗家的“幸”不是指幸福，而是指活跃。文化人在国难期间的创作活跃，必然是与“及时”同义的。爱国爱民之心驱使他往往愤然疾书，匆匆命笔。舍弃个人虚誉，不做“逸士”，而与国家命运、民族疾苦同呼吸，这就是高品位文化人的基本品格。

    ⑤以老舍的宽容通达，兼之常有自悲心态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惯性，人们有理由做出一种推测：老舍会逆来顺受，苟安乱世，但这种推测是对老舍的不深知。老舍的脸常常是笑呵呵的，但老舍的骨头是坚硬的。他可以受辱，但不能自辱!

    ⑥老舍之死，可以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却不能否认它的必然性。那是个扑灭良心、扼杀正义、粉碎文化的年代。倘若老舍永远地、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善恶观、美丑观、是非观，并要始终渴望举起善人的旗帜、善事旗帜，到头来时代的恶化已经趋于惯性化而又势必趋于极端化，连他本人无论如何忍辱负重、谦恭处世也无法做到委曲求全的时候，命运给他的终极安排只能是向世界告别

    ⑦反刍老舍，就是反刍一个时代。但愿我们此后百年千年从这样的反刍中，汲取老舍的宝贵营养——中国文人、中国作家，人格毕竟重于文格。用一句名言作结语，就是：多么出色的卓人也有过卑怯的时候，但卓人之所以是卓人，就在于他尽可能和最终不向卑怯低头！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它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选自《南风窗》2010年第22期，作者张天潘）

“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

杨福泉

    ①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大量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②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患”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各种“国学研究会”、“国学研究院”和“孔子学院”纷纷问世。有的学者鼓吹：应该让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传统经典，尽早回到中国中小学课堂。希望政府尽早启动这项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工程，尽早颁布法律，肯定传统文化经典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经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令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

    ④当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整合了56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当代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广采博纳的大气魄，我国各民族应该相互借鉴，互补共生。而如果仅仅聚焦在一些汉学典籍和孔孟之学上，将它视为中华文化的全部，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汉族民间文化，那只会陷于抱残守缺的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误区，不可能建构起中国56个民族都认同的文化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不可能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和气度。

    ⑤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应该有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应该有世界眼光、全球眼光，谦虚好学。当年鲁迅、胡适这一代中国精英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等，催生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革了中国的教育内容和体制机制，裨益了当今无数的中国人，培养了很多能与世界对话和竞技的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如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

    ⑥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失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哲学家的文化心态

王锟

    ①美籍华裔学者吴森说过，中国文化的心态是“关怀”（concern）的，西方文化的心态是“探究”（wonder）的。借其名词引申之，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关怀型哲学，而西方哲学则是探究型哲学。

    ②从认识论看，关怀哲学的心态是互为主客。所谓互为主客，即作为关怀者的主体与作为被关怀者的客体，在关怀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对立二分，主体不把客体永远当作客体，有时它会把客体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或者主体把自己当作与客体那样的客体。而且，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决不是袖手旁观的。如吴森指出的，在关怀的意识里，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甚至是相依为命的。关怀者所关怀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关怀者自身，而往往扩至于和被关怀者有关系的一切，有点“爱屋及乌”的心理。简言之，关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客体，而是环绕客体（指被关怀者）的整个相关的世界。故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关联性，重视情境体验和直觉感通，具有实践、忧世和珍视传统的心理。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以“情”为中心。相对照，探究哲学的心态是主客对立二分。所谓对立二分，即作为认知者的主体与作为被认知者的客体，在认知过程的界限内，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客体，不能互换混淆。而且，客体被看作为居于主体之外并与主体有一段距离的“它者”。正是这段距离，招引主体去探究客体。在认知过程中，作为“它者”的客体是主体意识的全部对象，而“它（客体）是什么？”是主体探求的唯一问题，至于它的美丑、对主体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世道人心等等，主体可一概不问。只要客观解答“它（客体）是什么？”认识过程就结束，该客体不再为探究的对象，主体遂转向新的客体进行探究。故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客观性、清晰性、确定性，重视观察分析及定义、概念的思考，具有好奇、试新和向未知领域探险的心理。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以“理”为中心。

    ③从宇宙观看，关怀哲学眼中的世界只有一个。与主客交互的认识论相关，中国哲学主张人与万物一体。即世界是由诸多因素和分子组成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在宇宙的情境中，宇宙在人的关照里。一方面，人是宇宙情境的一部分，其根植于宇宙生命的大洪流中以承接生命，拓展生命，完成生命。另一方面，宇宙在人的生命拓展中，在人的关怀赞助中得以生生不息。故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世界只有一个。相对照，探究哲学眼中的世界是两个。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相关，西方哲学既有一个主体思维中的世界（它是由抽象概念和公式所组成的纯形式世界），又有一个客体组成的世界（它是外在客观的实体对象所组成的物理世界）。主体思维世界与客体物理世界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在基督教便是上帝之城与人世之城的对立。在近代哲学便是思维世界与广延空间之对立；在现代科学哲学则有抽象理论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对立。诸如此类，这都是由探究心态演绎而来的两个世界。而且，此对立世界依关系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为强调主体世界第一位的唯心论与强调客体物质世界第一位的唯物论，以及强调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耦合对应的新实在论，这都源于两个世界的宇宙观。

    ④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关怀哲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只有在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的关联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探究哲学则多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实现自己，而成为自己、实现自己，不仅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无关，而且还要摆脱来自亲人、家庭、他人和社会的干预。故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性，是探究哲学的人生观。

（节选自2013年06月17日《光明日报》）

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关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3的技术》）

此花此叶长相映

吕游

    ①我的家乡有一个偌大的池塘，池塘里有一池荷花。当夏日满塘的荷花盛开时，池塘便成了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那荷叶可真大啊，简直就像让荷花睡觉的绿色小床。远远望去，一片片又肥又大的荷叶堆满了整个池塘，一直堆到了天边；而那一朵朵将开未开、含苞欲放的荷花，则像在荷叶这一个个圆圆的绿色舞台上嬉戏、歌舞的身着粉红色连衣裙的小姑娘……这种美妙的意境从童年起就深深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②然而，后来让我更加喜爱荷花并对其产生深深敬意的，还有另一种原因。

    ③有一些花，如桃花、紫荆花等等，花开了，却没有一片叶，等绿叶一一长出、伸出一只只绿色的小手时，花已经凋谢了；有一些花，绿叶长出来时却看不到花，等到花开始怒放时，叶或已不那么鲜亮浓绿，或已枯萎或已落在地上化作了泥土，或虽还在但已被花挡在身后或隐没于花下，或人们只注意欣赏花而早已忘了叶……虽然有“红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这话，但记着的人并不是很多。唯独荷花，花离不开叶，叶也离不开花，花与叶总是相依相伴、携手与共。

    ④你看，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千万荷叶多像一块块溢青流翠的绿毯铺满整个水面，仿佛溢满了绿色的生命，远远望去又似朵朵绿色的云，荷花恰如点点红霞点缀其间，与荷叶相映成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花的清香，离不开叶的挺秀。亭亭玉立的荷花，只有配上碧绿清圆的荷叶，才能更显出婀娜多姿；如果只有荷花，而没有硕大翠绿的荷叶，那荷花的美便会大大减弱。若没有叶的扶持，荷花很难在水面上绽放；若掐断荷花，水就会从被折断的茎里倒灌，致使根部腐烂，叶自然也会死亡。

    ⑤自古以来，荷花与荷叶都是密不可分的：有叶才有花，有花才有叶，叶肥花才美，叶亮花才鲜，叶绿花才红，花红叶才艳。叶气味芬芳，花清香袭人；叶有卷有舒，花有开有合。水摇荷叶动，露滴荷叶响，风吻荷花香。“十分荷叶五分花”，叶有多绿花有多红，花有多艳叶有多美。荷花与荷叶一生相互交融，相配得是那样和谐、完美、自然，如情侣般相依相随，你若只想欣赏荷花而抛开荷叶那也是很难办到的。难怪人们又称荷花为“绿荷”——绿叶之荷，因为花与叶早已是浑然一体、难以分割。花乃叶，叶为花，花中有叶，叶里有花，仿佛大自然的天作之合。

    ⑥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荷花与荷叶不但相依相伴、难舍难分，竟然还盛衰与共、生死相随：无叶花不开，无花叶不在；花败叶也败，叶残花也衰。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首《赠荷花》的诗，正是描写了这种情景——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

    ⑦我承认朱自清笔下的荷花无疑是世间最美的荷花，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荷的清香，然而我认为美中不足的是，他只是写出了荷花的外表，并没有写出荷花的内心。而李商隐笔下的荷花则更让我感动，因为他诗句里流淌着更多的是荷的不大为人所知的真情，是荷花与荷叶生死相伴的灵魂。

    ⑧我以前只知道荷花清纯无瑕、洁身自好、傲然挺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称作“君子花”，从未想到过她与荷叶之间竟还有着如此一场纯真动人的“生死恋”。

    ⑨“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一天，我来到荷塘，望见满塘的荷叶没有以前那么鲜绿了，荷花也没有过去那么鲜红了，荷花似在伤心地哭，泪珠一滴滴落在了荷叶上，仿佛在说，叶要离去了，我还有心盛开吗？

    ⑩我久久凝望着这满塘的荷花，似乎触摸到了花与叶的生命在轻轻颤动，纵使它是无语无声不会表达的小小植物，可我似乎看到一个个纯真晶莹的人世间最美的汉字早已溢满了整个池塘……

    ⑪花叶犹如此，人何以堪？

    ①“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②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其实，“和”与“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宋儒注重义利之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的“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一脉相承。

    ③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当今时代似应超越“义”“利”的道德范畴，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处事哲学的高度加以阐释。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④这里，“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⑤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别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因协调而不重复故能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见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窝蜂随大流地摹仿别人，反而引起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不和谐。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⑥对他人而言，高明的人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比如，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

    ⑦黑格尔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即“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即“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即“同一”并不排斥“差别”，相反，它是包含差别于自身之内的。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

    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两千多年前“和而不同”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⑨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实际上，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境界。这里的“大同”，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⑩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极好的阐释。

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

仲呈祥

    从去年开始，一部不趋时、不媚俗的被称为“三无”(无女角色、无婚外恋、无明星偶像)的电视剧《士兵突击》火爆荧屏，并持续到了今年，引发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电视台的文化类谈话节目到大学生论坛，从部队到工厂、机关和社会大众，人们都在议论“许三多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一部文艺作品引发一种波及上亿观众主动参与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在当下并不多见、且值得珍视。彪炳人类文艺史册的古希腊喜剧游乐活动，参与者不过数以万计，而今凭着现代传媒优势的电视剧艺术，得到了具有欣赏章回小说和连台本戏剧艺术传统的中国人的青睐。究其原由是历史品位、美学品位使然。这部作品最终社会效益的完美实现，不仅在于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自身的创造，有时也必须靠读者、观众及全社会一起共同创造。惟其如此，重视对一部文艺作品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正确引领，极为重要。

    譬如如何认识和评价“许三多艺术形象”?如何从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中获取精神营养?这里面有个“引领”课题。我孤陋寡闻，也至少耳闻目睹了几种不同的声音——在一家省级卫视面向全国观众的谈话专栏节目中，年轻漂亮的主持人向在场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提问：“诸位女嘉宾，你愿意嫁给许三多吗?”全场哗然，然后无人应答。稍顷，一位勇敢的时髦女性站起来应对：“我愿意!”主持人追问其由。再答：“第一，许三多憨，不怕苦，我可以叫他玩命挣钱，供我花；第二，许三多实，不怕累，我可以叫他全包家务活，我轻松。”答毕，一片笑声，并无辩难。此可谓一种“引领”。另一种，某大学研究生论坛上，莘莘学子与编剧、导演、制片人对话，探讨“许三多性格”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你一言，我一语，认为其性格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抱定宗旨”“自强不息”的因子，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因子，且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军队熔炉中锻造而升华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人格，它在一定程度土反映出时代与人民的呼唤和现实社会道德的某种缺失。此可谓又一种引领。

    两种“引领”，孰高孰低，不言自明。应当说，盛世文化，乃包容多样的文化。一个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引发各种社会舆论，不足为怪。但各种舆论与见解的高下是非，确须引领分辨。上面某电视台谈话节目中主持人面对那位年轻女士以庸俗的实惠主义去选择和理解“许三多形象”一言不发、一笑了之好呢，还是与人为善、外柔内刚地引领在场有高见的观众入情入理地加以辩难好呢?我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电视台，还是理应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永远不忘胡锦涛同志早已阐明的“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伟大真理。

    能否在一切文艺活动中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深刻总结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建设经验，认为可以归结为“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并明言这便是他“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阐释何为“文化自觉”。这确为至理名言。惟其有了美自己民族文化之美、借鉴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之美，并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将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的自觉性，才能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和谐文化建设，以达到天下大同，即社会和谐。

    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是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须铭记在怀的—条要诀。

(节选自200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