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疑，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汉武帝元光元年策试贤良诏问：【朕】永惟万事之统……欲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董仲舒）对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请回答：

材料：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中期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元稹诗歌理论，基本上来自汉儒。《诗大序》（两汉时期诗学的重要文献，是对儒家“诗言志”学说的较为系统的阐发和总结）中说，所谓诗，可以观盛衰，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关教化，移风易俗”，这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主要思想渊源。立足于儒家诗教理论，白居易全面否定以往突破儒家诗歌理论的诗歌创作，他把《诗经》以下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史描绘为一部“诗道崩坏”、每况愈下的历史，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人光照千古的诗作均因未直接描写时事、进行美刺劝惩而被加以贬抑……新乐府诗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推展上并不顺利。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遭谤被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下）》

材料：契丹建国后，耶律阿保机将亲卫之众自部族中分离出来，创建由皇帝本人直接领导的“斡鲁朵”，“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辽诸帝即位之始，例皆新建本人的斡鲁朵，同时也继承此前诸帝的斡鲁朵，使皇帝的亲卫力量独立于枢密院为首的政府之外，且可与政府的力量相抗衡。“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斡鲁朵之）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各斡鲁朵最高级的官员有二，“某宫契丹都部署”管理契丹人，“某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则管理汉、渤海人，其管理权限，可以说是军、民事务无所不包。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

——摘编自余蔚《辽代斡鲁朵管理体制研究》

材料：手工业者、医生和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多的关心，因为忽必烈显然希望在统治中国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保证不剥削农民，并且实际上鼓励了农业的发展。受到蒙古人损害的主要阶层是地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大量的士大夫统治阶级。忽必烈和蒙古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取代了他们。废止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汉人精英感觉到他们是排除在蒙古人给予利益的阶级和职业之外的主要群体。但忽必烈和宫廷试图通过保留某些政府机构，如翰林院、国子学、集贤院及国史馆来安抚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人以士大夫为主。

——摘编自费正清（美）《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