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晋南北如至隋唐五代，医学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而宋金时代的医学，则是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提高。这一时期多是由官府设立比较完善的医药卫生行政机构、管理机构、医学教育设施，并多次颁发药典。方书和本草医书在社会上大量涌现。还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医家和学派，金代有刘完素的河间派和张元素的补气派及张从政的攻下派，这些学派的理论主张和临床经验，对我国的医学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在针灸科、儿科、妇科及法医学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摘编自史仲文《中国全史》

材料二：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1/4到1/3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15至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大规模传入我国，中西医论争逐渐兴起，前期争医术为主，后期争医政（人员、经费、地位）为主。一些人士批评中医不清人体结构，管理松散，肯定西医考试录取医生，精于解剖。李鸿章认为中西医方法论不同，医药有别，希望“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19世纪末《中西医粹》、《中西骨骼辨正》、《中西汇参铜人图说》等著述相继刊出，1910年中西医学研究会成立，“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

——摘编自王旭东《世界瘟疫历史》、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颇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选906卷，770余万宇，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甲午战争之后，面对国势孱弱颓废，吴汝纶认识到“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他认为“西力东渐，不改用西人公学而守腐败旧法，则国必亡”。……戊戌变法，光绪帝下诏科举不用八股，吴汝纶为之击节，“端节诏书，径废时文，五百年旧习，一旦廓清，为之一快”。他进一步主张：“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对于新的取士办法，他也做出设想，即是“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作为过渡的办法，“西学未兴之前，中国文学亦由学校选取”。……去世前不久，仍有如下言论“论者往往谬分大清与中国为二，不知大清事去，即寰宇内无复有中国”。

——摘编自李琳琦《吴汝纶力倡废除科举的内在动因及其体主张》

下面为汉代教育结构图。从图中可以获取的最有效得信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