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根据习惯的做法，文官历来由有权势的家族或人物举荐和任命，直到1854年，文官制度仍然是带有封建性质的政治恩宠制下的副产品。1854年，在财政大巨格莱斯顿的要求下，财政部的两位官员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拟就了著名的《诺思科特一屈维廉报告》，提出了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

①文官的遴选实行公开考试制度；

②文官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有党派色彩；

③文官的晋升依据工作实绩，而非资历，高级文官从文官内部提拔产生，停止从外部任命的做法；

④文官的工作和服务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做法；

⑤文官按工作性质分为智能类和体力类（即白领和蓝领）。

1855年，文官委员会成立，开始招募文官考试，这表明文官改革正式启动。1859年颁布的《退休金法案》时文官的资格作了具体的规定；只有持有文官委员会颁发的证书的文官，才有资格领取文官退休金。1870年，文官委员会指示在获得本部大臣同意的部（内政部和外交部除外）实施面向社会的文官招考。

——摘编自海兴明《英国文官制度及其改革》

有学者对《新唐书》列传中1443名官员的来源进行分析如下：这说明（    ）

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由秦汉的郡县两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增加了中央到基层的中间环节，且州郡随意增设，地方官僚队伍膨胀，豪家大族把握地方大权。为了解决这一弊端，隋文帝加大了对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设计了以整顿地方为核心、以致治安民为主旨的整体改革方案，并很快付诸实践。

    隋文帝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又裁并一些州县，取消了地方官署选用属吏的权力，缩减行政支出。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州县官吏的选拔、考课、职权等有关制度。隋文帝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完全由中央任命，州县长官不得自行选用属吏，县佐也不得用本地人，避免其凭籍权势横行地方。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约束与考核，要求他们每年年终到中央政府汇报工作。隋文帝曾派出巡视使者，一次罢免贪官污吏200多人；隋文帝注意对地方官吏的教育和引导，提倡节俭政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解放后，岑仲勉、吕思勉1957年、1959年先后在其论著中，认为武则天是“暴主”“无棘毫政绩可纪”。1959年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与北京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著名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了发言，一致肯定武则天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武则天进行了歪曲和利用，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支配下，将武则天研究引上了邪路。1982年，李必忠、陈贤华认为，武则天“继承了贞观时期的基本国策。但是通现全局，当时社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是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盛’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总导演，也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武则天应得到基本肯定。

——整理自李荷先《武则天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结合中外历史的相关史实，围绕“海洋的利用与控制”探讨“三角模式”。

（要求：可以从材料中提取一条信息进行探讨，或提出新的观点加以说明；也可以对材料信息进行修改，并进行论证。需明确写出及点，解读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