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桑弘羊在汉武帝时直接掌管中央财政近三十年，《史记》称赞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以前，许多经济行政权由中央与地方分掌，形成经济上的割据状态。他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推行均输政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掌各郡国均输事务。将以前由各郡国经办的贡物运输集中到中央处理。统一全国粮食、盐铁等財政行政。到武帝后期，盐、铁、均输已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再加上铸币权的集中，中央掌握经济命脉，他肯定山林川泽为国家所有，故应该加以控制，不能自由开放，他认为山泽之利必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自由开放，事实上归豪强所专有，如此，小則兼并百姓，大則危害国家。他认为农业不是致富的唯一本源，商业也是致富的本源。他认为没有商业，則财富之源流断绝，而财物的消费即会缺乏，他从自然资源地域分工说明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摘编唐长孺《魏普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汉元帝即位后大量征用儒生，决意进行改革。当时全国的宗庙数量庞大，人力物力耗费十分巨大。贡禹向汉元帝提出“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的建议后，汉元帝下诏“议罢郡国庙”。后月余，元帝又下诏议宗庙迭毁礼，群臣经过讨论后，元帝斟酌再三，最后决定高帝、文帝之庙世世不毁，其余诸庙未尽则毁，宗庙改革为朝廷节省了一笔财政开支，符合“俭”的原则。形式上则废除了汉家制度，代之以先王制度，有一定象征意义。但它避重就轻，虚张声势，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不利于改革向纵深发展。

——摘编自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材料：自科举制创立以来，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由此，宋代从太学入手进行改革。元丰二年（1079年）政府颁布《太学令》，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教育法规，重点是建立一套全面而严格的太学考试制度——“三舍法”（外舍生、内设生、上舍生）。《太学令》规定：“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次舍试，补上舍生。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升上舍。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上舍上等，相当于科举及第，可由政府直接授以官职；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省试。崇宁元年（1102年）地方官学也实行“三舍法”。崇宁三年宋朝廷决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完全由太学和各地方官学按“三舍法”取士。宣和三年（1121年）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却仅限于以它考试升选生员，到贡举之年，选送一部分合格生员参加礼部省试。北宋兴学和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虽然都只是探索，但共同点就是坚持把学校教育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坚持取才应本之于学校。

——摘编自《北宋太学教育改革研究》

材料一：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永贞年间（805年）进行的改革。主要内容：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代朝廷的来办宦官，市场上抹夺猛于虎）；第二，取消进俸；第三，打击贪官；第四，打击宦官势力；第五，抑制藩镇。此外，放宫女、宾乐女900余人回家，改革颇有成效，为百姓称道。但改革的阻力非常大，受到掌握实权的宦官和藩镇势力阻挠破坏，以失败告终。

    改革过程中，顺宗病重垂帘问政．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顺宗宠妃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历史中也有关于王叔文、王伾贪财不廉洁的记载。此外，领导改革的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文人。改革失败后，顺宗死于宦官之手，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均被贬谪。

材料二：韩愈则因革新时不被起用，攻击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苏轼（朋党论）中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则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观遍他留下的文字则未见一丝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