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宝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逐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风凰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郁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一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丘处机（1148～1227年），登州（今属山东）人，19岁时投入道教全真派。全真派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派别，主张兼修儒、释。丘处机潜心研习，成为一方道教领袖。其时黄河南北陷于战乱，全真派徒众剧增，成为蒙古、金、宋竞相争取的对象。

    1220年，应成吉思汗之召，丘处机偕弟子西行，历时四年，行程万余里，到达成吉思汗驻跸的雪山（在今中亚地区）。成吉思考常与他交谈，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深为认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史载：某日暴雷异常，成吉思汗询问是何预兆，丘处机借此回答说：“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宣明天威，以导有众。”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

    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录了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的经历与见闻，流传至今

——据《元史》等

材料一：综合《唐书》、《唐会要》等有关史籍记载，武后时期的科举考试一般是在二月开始，制举、殿试时间是不等的，科目和科第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传统科目之外，还有文艺优长科、理选拔萃科等。由皇帝主持的制举、殿试规模宏大，人数极多，使当时文场呈现出旷古未有的盛况。《大唐新语》称“应制者向万人”。至于制举的试题、殿试的策问，多半涉及政抬、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注重取题社会、联系政治。

——马思博《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材料二：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关陇把持特权，门阀观念非常的严重。不利于庶族、地主和知识分子进入官场。为了使没有权利和地位，但有才能的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能，有所作为，并且得以升迁。于是在显庆四年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志》，以武氏为第一等，其余均按官位高低为准，那些出身士兵立有军功的人，也可以跟世家大族列为同一个等级。这样一来扩展了用人的范围，也寻找到许多庶族地主中有才能的人。

——吴玲莉《浅析武则天在用人方面的策略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