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宋代沿袭唐的监察体制，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之一，与谏院构成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合称为台谏系统……宋以前，御史台和谏院的职责范围有严格的区别，到了宋代，谏官的谏诤对象扩大至包括皇帝、宰相、文武百官等，二者事权逐渐呈现出相互渗透的倾向，御史兼有吉谏之任，允许谏官弹劾百官，使得宋代监察权独立而强大……宋代君王主张不罪言者，优叙轻责，使谏官能够保持正义，防范权臣，规正过失，促进了宋代皇帝纳谏、士大竟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

    在选用标准方面，司马光对选择台谏官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宋代通过三个层级来对台谏官实施监控，第一层级为君主亲自通过诏令、月课等方式的监控，第二层极为中枢行政部门等中央行政机构的监督，如尚书省可以弹奏御史的失职，主持考绩台谏官，第三层级则主要通过台谏官之间的互劾互监实现对台谏系统的全面控制，形成完善的双向互察机制，实现奖惩分明。

——王洁《宋代台谏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一：主父偃游学于齐国读书人之间，儒生们一齐排斥他，他在齐国不能容身。元光元年，他向西进入函谷关会见卫青将军，卫将军多次向皇上进谏但皇上不察。于是，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当天晚上就被召见。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大一统”，诸侯国继续分封子弟的“推恩令”，一年中从郎中升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

材料二：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被拜为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齐王死后，赵王紧张，当年主父偃长期待在赵国，知赵王一些不法之事，赵王决定先下手为强，使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武帝怒，遂下令逮捕主父偃。汉武帝并不想杀主父偃，但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劝说汉武帝杀他，最终被族诛。朝中大臣都因主父偃喜欢揭发人隐私颇为害怕，纷纷落井下石。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却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汶孔车一人埋葬了他。

——改编自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西周,确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完备于明清。秦设监察御史执掌群臣奏章和下达皇帝的诏令，并兼国家的监察工作。汉武帝在各州设刺史，以“六条”法规作为履行职务的依据，而六条中打击强宗豪右、以强凌弱以及二千石不奉诏书则是其基本内容。明清监察机关的触角更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比较突出的是监察御史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牵掣；监察官员特殊的选任、考课、监督制度，使中国的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内容，因而在一定时期曾经成为抵触惰性力量、消解社会矛盾的积极因素，对澄清吏治起过较好的作用。

——《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二：从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监督经验看，监察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监督机制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还是政党监督、社会舆论监督，都不可能对国家机构中的行政系统进行直接、有效的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制度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是中华法系的精华。邓小平也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控制。”因此，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监察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行政监察院，使行政监察成为监督行为的主干监督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正在试行雇役法的开封府东明县县民，因反对雇役法中既规定四等以下户无须输役钱，又规定各县输钱总户数的不合理条文，爆发了上访事件，而本应安抚百姓的东明县县令贾蕃似乎并不惧怕事件的升级，反而遣令百姓入京上访。一时间“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户等出助役钱事”。

    事件爆发后，宋神宗手批付中书：“民之不愿出钱者仍旧供役”，但厉行变法的司农寺截留了宋神宗的手批，并要求府界提点亲自下各县规范役钱的计征程序；此外，在新颁布的募役法敕书中加入了大量解释法令宗旨与预期效果的宣传文字，还把试行时所得的减轻民众负担的数据也加入到法令当中。最后，东明县民上访事件超出政争的范畴而成为变法君臣完善雇役法的契机。

——摘编自黄敏捷《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材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东晋已有三百多年。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寺院大量兴起，佛教团体日益壮大，对寺院管理便成了问题。此时佛教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南朝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他所到之地最多、最远，也真正到了印度。在法显之后，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

    《法显传》时印度的影响重大。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借助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法显传》便是其中最古的和最全的著作之一。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