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历史概念，它对于研究北朝隋唐社会政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材料一：“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既阳傅周卒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

材料二：武则天破坏集团的工作首推科举制，大倡文辞之科破格用人，而文辞之科的进士科地位远胜明经科，这与关陇集团推崇的华夏正统经学治国理念也是大相径庭的。她开设武举科，也对军功贵族世袭在观念及实践上给予巨大冲击。武则天还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到洛阳，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下以长安为信仰中心的格局。她还以婚姻为纽带，缔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武氏寒族介入关陇集团，在文化层面把已经不占优势的关陇集团进一步拖下来，原来的胡汉精英集团堕落的速度加快了。

——曹印双《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

材料一：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庾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引自《宋书·武帝本纪》

材料二：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宇，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引自《宋书·良吏传》

下图为1971年陕西省礼泉出土的尉迟夫人墓志铭拓本，显示的部分文字为“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对此解读正确的是（    ）

材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日衰，特别是代德时期，中央权阉横行，地方藩镇跋扈，使朝政日紊，皇权不振。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即位。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在革除贞元弊政，重振大唐帝国雄风的仁人志士。在顺宗的支持之下，以王叔文、王为首的革新派雷厉风行，大胆改革。其内容有五：制宦官，抑藩镇，擢贤良，收财权，革弊政。改革内容切中时弊，如果能长期贯彻执行，其效果自不待言。可惜好景不长，顺宗在位仅及七月，即被宦官及部分守旧官僚赶下台来，革新亦告失败。宪宗登基，面临的是与顺宗时同样的社会问题，颇有抱负的宪宗一上台，遂遵循了永贞党人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元和国策 ，从而完成了永贞党人的未竞之业，并因此成就了“中兴”之美名。

——贾艳红《论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之继承与发展》

材料一：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1912年3月，孙中山颁布了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享有人身、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迁移等项自由和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项权利。约法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构建政治体制……

——摘自人民版教科书《历史》必修一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既是中国所以取得成就，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互补的现代社会模式演进的原因，也是何以在社会转型中出现制度转换代价，蕴藏社会矛盾的原因。

——刘燕、万欣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