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中书门下是制令机关，被称为“机要之司”。门下省的职权主要是“封驳”。“封”即封还诏书，“驳”即驳正百司奏抄。尚书省六部等机构的上奏公文，首先须经门下省给事中的审核，给事中如认为不妥，可以驳回重拟。同时，中书省对百司奏章的拟答批文，给事中如认为不妥，也可驳回修正。给事中的这种职权对尚书省等政务机构的施政行为起到了较好的事前监督作用。

——摘自艾永明《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之我见》

材料二

雅典国家机构虽有分工，但权限的划分比较笼统且权力互相交错。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非平行关系，行政、司法处于立法监督之下，要对立法机关负责。同时，它又不是一元政治，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即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也要受到一定的权力制约。例如，公民大会的决议有的尚需经陪审法庭审议并最后批准；五百人会议主要是一个行政机构，但它又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摘自禹露《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及利与弊》

材料一

朱熹认为，“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之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风俗日薄”。因此，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尽革其末流之弊”。

材料二

针对当时科举考试的情况，朱熹提出学习的内容，应该主要是“明人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而不是记诵词章；应该是“求治世之道”，而不是只为科举取士。他说：“圣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为学者，知所当务不专在于区区课试之间”；而是要学习与懂得修身治己的做人道理。朱熹还认为，“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历史上的“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从而使“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均摘编自张全明《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